(三)冷战下的美国对外政策问题
    二战时为了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不同制度的国家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大战结束后，“易北河会师”的激情还未消失，美英苏等大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和战略的考虑，开始抢夺势力范围。在美国的操纵下，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家乡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形成了苏美两极格局的雅尔塔体制。
    白建才(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论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一文，依据美国解密档案资料，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对冷战时期美国对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进行了探讨：(1)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持续时间长。隐蔽行动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杜鲁门，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70年代初的尼克松，长达二十余年，是冷战期间美国实施时间最长的隐蔽行动之一。直到1974年中美关系改善，由于对西藏分裂势力支持收效甚微，加上“水门事件”的困扰，美国政府才暂时停止了对西藏的隐蔽行动，后尼泊尔军队清剿木斯塘西藏叛匪，击毙其首领，叛乱武装最终土崩瓦解。(2)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战略以隐蔽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为主，辅以隐蔽的宣传战。其中政治战(如秘密鼓动策划达赖喇嘛出逃)是最早实施并长期坚持的战略，而着力最多的是准军事行动(秘密培训西藏民族分裂分子、支持武装叛乱、提供军事援助、建立基地等)。(3)美国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战略与印度情报机构密切合作，力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他们给达赖集团活动经费，培训政治骨干，并利用联合国通过所谓“西藏问题”反华议案，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4)美国对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也给中国留下了一时难以消除的后患。其暗中扶持豢养的达赖及其仆从至今仍在从事分裂祖国、破坏西藏社会稳定的活动，试图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
    刘合波(曲阜师范大学讲师)《论马岛战争与冷战转型期的美英关系》，梳理了马岛战争的来龙去脉，探究了里根政府对马岛战争的立场及冷战转型时期的美英关系。文章认为美国对马岛战争的态度经历了从“外交斡旋”到“公开支持”的过程。美国支持英国武力解决马岛争端，一方面巩固了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统治地位，赢得了“铁腕”首相的美誉，另一方面又让20世纪70年代已解除特殊关系的美英重新回到了冷战初期的“亲密合作”，使英国全力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全球战略。
    孙若彦(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论拉美的反美主义》对拉美的反美过程和原因进行梳理，认为经历了独立运动期间克里奥尔精英对美国的失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文化反美主义，再到一战后的“土著主义”、“桑地诺主义”、“民众主义”和“共产主义”，1959年后，呈现出社会主义特征及冷战结束后至今与反“新自由主义”相联的历程[4]。究其原因：(1)美国对拉美的霸权政策和干涉行为是拉美反美主义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2)文化差异是反美主义的深层次原因；(3)不断拉大的经济差距加剧了仇美心理和反美情绪；(4)国际格局和政治潮流的变动，诱发了拉美人的反美。
    (四)东南亚开放与国际参与问题
    东南亚是二次大战后期出现的一个区域名称，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随着中国的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并介入朝鲜战争，且以军事及经济支援北越抗法，美国惊恐会发生像艾森豪威尔所说的“骨牌效应”。为防止共产主义扩张，扼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纠集英、法、泰、菲、新(西兰)、巴(基斯坦)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1954年)，把它们纳入美国的战略框架。1967年该地区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组织，现有10个成员国(文莱、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其中越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国家，先和中国称兄道弟，后跟苏联结盟，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又和中国友好，1986年后对外开放，融入国际。
    刘芝平(南昌航空大学副教授)《越南的全方位开放战略及其成效》，就越南全方位开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效进行专题探讨，认为越南在开放前，除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经贸关系外，与其它国家几无往来，处于自我封闭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与中国交恶后，与中国基本限于“经互会”成员国来往。1986年越南共产党“六大”提出“广交友、少树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方针后，开始走向开放，2001年，越共“九大”又将“经济全球化”目标写入党的文件，奉行“独立、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路线，加入东盟(1995年)和世贸组织(2007年)，融入全球化轨道，这不仅为越南的发展带来了资金，还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优化了产业结构，使越南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生活水平日趋提高，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
    刘疆(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教授)《冷战后越南外资政策及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专门关注冷战后越南的外资政策，分析其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越南大量引进外资，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效应：(1)使越南有效参与并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2)先后实施了四个“五年计划”，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高，并指出外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魏炜(赣南师范学院教授)《地区意识与地区参与：柬埔寨问题中的新加坡》，探讨了东盟主要成员国新加坡在“柬埔寨问题”中的作用。针对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所带来的区域安全问题，新加坡从地区和小国安全考虑，站在东盟外交的最前沿，强烈谴责越南的侵略行径，在协调东盟内部分歧，推进抗越力量联合，促使“柬埔寨问题”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柬埔寨问题”给新加坡提供了参与地区事务的契机，通过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与美国、中国一起反对苏联、越南对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侵略，把区域和全球利益与新加坡国家自身利益相结合，既纠正了邻国对它的偏见，又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增强了地区合作的信心。
    三、关于“世界现代史与当代文化发展”问题
    文化，是历史发展的命脉，也是见证历史的符号，希罗多德的《历史》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更以“文化”作为研究历史的单位。新文化史诞生和冷战的结束，更是掀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从文化的视角去分析考察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世界现代史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
    (一)文化因素与国际冲突问题
    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研究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二次文化高潮后，写出了《第三次文化高潮》一文，阐释了第三次文化高潮的背景和内容。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的最新发现导致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革命，并改变了机械论的传统观念，人们以发展变化的眼光从事文化艺术研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文化高潮，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化形态：(1)文学上，问世了许多反映时代精神和现实问题的作品，如弗郎兹·卡夫卡的《行踪》；(2)艺术上，涌现了许多新画派——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和新画家，如凡高，毕加索，从艺术的角度去表现人类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3)音乐上，以抽象代替写真，创作出许多曲调奔放、节奏明快、反映激烈变化的乐曲，如阿德罗·舍内贝格创造了12音调作曲法，强调“让思想快乐”，去反映新时代的呼声和跳动的脉搏；(4)生活上，催生了大众文化，结束(改变)了农村与世隔绝的状态，代之以标准的语言，新式的服装，坦荡的生活和公开的交往。
    梁占军(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论国际冲突研究的文化视野》，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从事国际冲突研究应具有的文化视野进行阐发：(一)微观层面的文化视野：第一，在国际冲突发生方面，文化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异质文化间的差异和矛盾可能成为诱发国际冲突的导火索，而宗教和民族问题最为突出；(2)异质文化交流互动中，强势文化的扩张常常会导致文化冲突，进而升级为国际冲突；(3)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感情可能衍化出民族偏见、歧视或仇恨等情绪，对国际冲突的发生会起推波助澜作用。第二，在应对冲突的决策方面，文化因素作为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制订及危机处理行为的重要变量，其影响是：(1)文化因素往往会通过决策者来对具体的决策施加影响；(2)文化因素能够直接影响危机决策的内容和目标；(3)文化因素对应对国际冲突的决策和实施手段有制约作用。第三，在平息国际冲突方面，文化的差异可能会成为化解冲突的障碍，冲突双方寻求解决冲突的阶段，文化差异导致的原则性对立或误读可能会增加冲突平息的难度，甚至扮演阻碍解决的角色。(二)中观层次的文化视野：(1)文化互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以国际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交流、交锋、交融、交织”等文化交往形式中，“交锋”就是碰撞、冲突的对立状态；(2)国际冲突的发生反过来会对冲突各方的文化产生影响，或激发对抗中的文化活力，增强其抵御外来文化侵入的能力与自保能力，或彼此相互采纳借鉴对方的文化优点，对原有的文化进行补充、修正或完善，以获得更成熟的文化适应能力。(三)宏观层次的文化视野，即从文化视角对国际冲突研究这一文化现象的理论构建进行考察和分析，重视从理论层面对国际冲突研究进行整体把握和文化解读，关注国际冲突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对文化成果的借鉴与运用，如有人受牛顿的机械平衡理论启发，提出了“势力均衡”理论，有人受达尔文生物进化思想影响，提出“现实主义”理论等，尤其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把“文化因素”提升至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核心地位，引发了国际冲突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热。但“文化分析”只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分析视角的一种补充，无须片面夸大，在强调文化因素重要性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或否定其它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