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参见张廷玉等撰：《明史》第二十七册《外国三·日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50页；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6～541页。
    ②参謀本部編『日本戦史·朝鮮役』文書篇、村田書店、1978年、160頁。
    ③本文所使用的“对外交涉”一词，强调的是其政治外交层面的意义，但同时也与近代的“外交”概念有所区别。
    ④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三编 第十三辑》，张寿镛等纂：《清朝掌故汇编内编·卷十九户政十钱法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2008～2009页；中川忠英编：《清俗纪闻》，方克、孙玄龄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46～450、453～454页。
    ⑤参见：異国日記刊行会編『影印本異国日記—金地院崇伝外交文書集成—』、東京美術、1989年、14～15頁。
    ⑥同上。
    ⑦鹿児島県歷史资料センタ一黎明館編『鹿児島県史料·旧記雑錄後編三』、厳南堂書店、1983年、502～503頁。
    ⑧『続本朝通鑑』、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五、国書刊行会、1913年、344頁。
    ⑨参见：「呈大明天使書」、「南聘紀考·地」、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四』、富山房、1903年、416～420頁。
    ⑩《大日本史料》、《鹿儿岛县史料》以及《影印本异国日记》均有收录这封《呈琉球国王书》。《大日本史料》将这封书信发出的时间归为日本庆长11年(1606年)9月，又根据其后作为参考收录的《南聘纪考·地》的记录，此书信和《呈大明天使书》是一同由琉球使节带回的，且萨摩藩使者鸟原宗安有一同前往琉球，并被明朝使节召见。而《鹿儿岛县史料》中收录的此信末尾标记的日期则为“庆长14年(1609年)2月”，《影印本异国日记》正文的影印部分中并没有标注此信的日期，但在目录中则标注说明“可能是庆长11年”。本文以《大日本史料》记录的时间为准。参见：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四』、416～418頁。鹿児島県歷史资料センタ一黎明館編『鹿児島県史料·旧記雜錄後編四』、厳南堂書店、1984年、201～202頁。異国日記刊行会編『影印本異国日記—金地院崇伝外交文書集成—』、130～131頁。
    (11)例如，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24页。
    (12)参见：「島津家覺書」·「寬政重修諸家譜」·「島津国史」·「西藩野史」、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四』、201～202頁。
    (13)参见：「中山世譜巻七」、伊波普猷·東恩?{寬惇·横山重編『琉球史料叢書』第四、井上書房、1962年、110頁。「中山世譜巻一」、『琉球史料叢書』第五、5頁。「掟(十五ケ條)」、鹿児島県歷史资料センタ一黎明館編『鹿児島県史料·旧記雜錄後編四』、344～345頁。「平均始末」·「?中山王来朝」、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一、国書刊行会、1912年、15～39頁。
    (14)参见：岩生成一『新版 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85年、60～65頁、127頁、149～176頁。
    (15)参见：鹿児島県歷史资料センタ一黎明館編『鹿児島県史料·旧記雜錄後編 四』、353～354頁。《岛津国史·二十三慈眼公上》中也记录有：“幕府使公(岛津家久)命琉球王尚宁，令谕明人与日本互市通好，明人不听，将用师焉。十月二十八日，公以书告琉球焉。”《大日本史料》庆长15年(1610年)12月15日记录的注释部分认为，幕府命尚宁修书与明朝是在庆长18年(1613年)6月1日，故此记述是错误的。参见：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九』、富山房、1906年、111～112頁。《影印本异国日记》有收录一篇中山王尚宁致大明福建军门的书信，内容与岛津家久所说大致相同，目录标注的时间“可能是庆长16年”，即岛津家久给尚宁的书信也可能是在庆长16年(1611年)。参见：異国日記刊行会編『影印本異国日記—金地院崇伝外交文書集成—』、40頁。本文以《鹿儿岛县史料》的记录为准，但“拒绝通商则进寇大明”的意思是出于德川幕府还是岛津氏尚存疑问。
    (16)参见：「南浦文集·中」、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十一』、富山房、1908年、71～72頁。
    (17)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五、556～561頁。国史大系編修会編『新訂增補国史大系第三十九巻·德川実紀第二篇』、吉川弘文館、1964年、211頁。
    (18)参见：国史大系編修会編『新訂增補国史大系第三十九巻·德川実紀第二篇』、吉川弘文館、1964年、415頁、417頁。
    (19)参见：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五、344—345頁。
    (20)参见：石井良助編『德川禁令考·前集第六』、創文社、1981年、375—376頁。
    (21)参见：日本史料集成編纂会編『中国·朝鮮の史籍における日本史料集成清実録之部1』、国書刊行会、1979年、2頁。
    (22)参见：日本史料集成編纂会編『中国·朝鮮の史籍における日本史料集成清実録之部1』、国書刊行会，1979年、11～13頁。
    (23)参见：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変態』上冊、東洋文庫、1981年、491～501頁。需要注意的是，日方记录中“福州总督”以及“厦门靖海侯”的称谓并不严格。参见：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五、228頁。
    (24)参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208页。
    (25)参见：中村孝也編『新訂德川家康文書の研究』、日本学術振興会、1980年、641頁。
    (26)参见：「長崎集」、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五、国書刊行会、1913年、228頁、251頁。
    (27)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硃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119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五十五年九月二日条、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条、五十五年十月八日条、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条、五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条。
    (28)有关先行研究均对江户时期日本型区域秩序的构建与推行进行过详细阐述。如：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ヅア』、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川勝守『日本近世と東アヅア世界』、吉川弘文館、2000年。Ronald Toby 『全集·日本の歷史·第9巻·『鎖国』といぅ外交』、小学館、2008年。
    (29)参见：国史大系編修会編『新訂增補国史大系第三十九巻·德川実紀第一篇』、吉川弘文館、1964年、415頁、420頁、473頁、490～492頁。
    (30)参见：佐々木達夫『日本史小百科29·陶磁』、近藤出版社、1991年、196頁、204頁。永竹威·矢部良明『日本陶磁大系·第19巻·伊万里』、平凡社、1989年。
    (31)参见：櫻庭美咲·フィアレ·シンシア編『オランタ東ィンド会社貿易史料にみる日本磁器』、九州產業大学21世紀COEプロダラム柿右衛門樣式陶芸研究センタ一、2009年、17～18頁。“分类账”的荷兰语原文是“negotiejournalen”，日文译为“仕訳帳”，“发货单”的荷兰语原文是“facturen”，日文译为“送り状”。
    (32)荷兰方面的个人买卖以及中国商船的出口情况虽然也有诸多记载，然而因为大多只记数量没有价格，不便于参考比较，所以本文没有采用。参见：有田町史編纂委員会編『有田町史·商業編I』、有田町、1988年、385～410頁。
    (33)参见：T VOLKER：The Japanese porcelain trade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fter1683，Leiden：E.J. BRILL，1959，p.76。有田町史編纂委員会編『有田町史·商業編I』、有田町、1988年、351～369頁。
    (34)参见：永竹威·矢部良明『日本陶磁大系·第19巻·伊万里』、平凡社、1989年、112頁、図38、図43、図47、図62、図69。
    (35)参见：小木一良『新集成伊万里—伊万里やき創成から幕末まで—』、株式会社里文出版、1993年、310～311頁。
    (36)参见：大橋康二監修『日本磁器ヨ一ロッパ輸出350周年記念，パリに咲いた古伊万里の華』、日本經濟新聞社、2009年、23頁、25～28頁、30頁、66頁、68頁、82頁、88頁、106頁、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