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那么，在恩格斯看来，什么因素在人类起源阶段起主要作用？换言之，人类起源的最初动力是什么呢？
    首先应当明确，恩格斯认为在人类起源阶段出现的对于向人的方向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三种情况：1.直立行走行动方式的逐渐确立；直立姿势为人的体质形态奠定了基础。2.杂食习性的发展，包括食料植物数目的增多和从只吃植物发展到同时也吃肉；杂食为猿变成人提供了化学条件。3.劳动的萌发和产生，即从经常使用天然工具到最终打制出第一把石刀。有人认为，使用天然工具的萌芽劳动是导致直立行走和杂食习性的主要动力。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是恩格斯的原意。
    请看恩格斯对直立行走原因的论述：“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14）这就是说，对树栖生活的适应导致了古猿手脚的某种分工、而后为适应从树栖生活向平地生活的转变，手脚分工进一步发展，行走完全由双足承担。归根结底，直立行走是古猿适应环境的结果，这正是自然选择的作用。
    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认为，生物普遍具有变异性和高生殖率，只有适应环境变化的一部分个体能达到成熟或留下较多后代，即所谓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物种内部对生存有利的变异通过遗传保存和发展，最终导致生物类型的转变。生物为适应环境而改变自身习性和机体的现象就是自然选择。达尔文曾用自然选择的作用解释了人的直立姿势的产生（15），其基本思想与上述恩格斯的论述是一致的。
    恩格斯在《作用》中也分析了手的活动对直立的行走的作用，但他决没有把这种作用当作直立的根本原因的意思。恩格斯上述论述已经表明，他是把手脚分工及其不同活动看作由自然选择所导致的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现象。一方面，如果双足不直立，双手就得不到解放，就不可能使用工具以至制造工具；另一方面，手摆脱了支撑身体任务之后使用工具从事取食、御敌等活动，又使双足直立更加巩固。可见，手的活动只是直立行走的辅因而非主因，主因只能是自然选择。
    再看恩格斯对杂食原因的论述：“动物的这种‘滥用资源’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逼迫着动物去适应和平常吃的不一样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液就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至于一下子固定下来的物种，那就灭绝了。毫无疑义，这种滥用资源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转变成人。在智力和适应能力都比其他一切猿类高得多的一种猿类那里，这种滥用资源必然造成的结果，是食料植物的数目愈来愈增大，食料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愈来愈加多，总之，就是食物愈来愈复杂，因而输入身体内的材料也愈来愈复杂，而这些材料就是这种猿转变成人的化学条件。”（16）
    按自然选择原则，自然界所能提供的养料总是满足不了所有生物生长的需要，这必然导致生物物种之间或物种内部个体之间对食物资源的争夺。动物的“滥用资源”即根源于此。古猿和其他动物一样，为了在生存竞争中不被淘汰，养成了杂食习性。从恩格斯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杂食习性的获得与直立行走的原因一样，其根本推动力来自自然选择。
    当然，不可否认，使用工具对于扩大食物来源特别是肉食有很大帮助。但是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问题，必须承认就杂食习性的发生而言，自然选择的作用比使用工具的劳动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从根本上说，并非使用工具导致古猿杂食；相反，是扩大食物来源的需要刺激古猿使用工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把人类祖先从只吃植物转变到同时也吃肉看作是制造最古老的工具--渔猎工具的“前提”。（17）
    通过上述对恩格斯关于直立行走和杂食原因的论述的分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搞清楚劳动产生的动力。具有比较发达的大脑和初步的手脚分工是劳动产生的必要前提，古类人猿成为唯一具备这两个前提的动物，无疑是生物进化过程中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上，古猿之所以能用双手使用工具，是在变化了的环境下求生存的需要。在长期经常使用天然工具的实践中，逐渐产生了一些新因素，如群体团结的加强，自觉意识的萌发等等，这些因素对最终制造工具有着不可否认的作用。但不能忘记，这些因素本身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不能用它们抹杀自然选择对劳动产生的动力作用。否则，就等于“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18）
    可见，按照恩格斯思想，直立行走、杂食习性以及劳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只能以自然选择来解释。换言之，自然选择是人类起源阶段发展的主要动力。近年来古人类学界有人提出，人类进化初期的主要动力不是使用工具等文化因素，而是食物和进食方式改变等自然因素。（19）这一观点与长期被人忽视的恩格斯关于人类起源最初动力的思想是相似的。只是从制造工具开始，劳动才取代自然选择成为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但不排除自然选择对于人类的形成和发展继续发生影响。
    比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就把蒙昧时代人类婚姻关系由杂交经血缘群婚、族外群婚到对偶婚发展的动力归之于自然选择。（20）他认为自野蛮时代出现原始农牧业之后，生产劳动才取代自然选择成为“新的家庭形成”（父家长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新的、社会的动力”。（21）摩尔根说过：“蒙昧时代是人类的形成阶段。”（22）从内容上看，蒙昧时代也大致相当于形成中的人阶段。自然选择在蒙昧时代婚姻关系演变中的作用就是它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形成作用的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甚至谈到过自然选择规律对近代农业工人的影响。（23）
    恩格斯关于自然选择在人类起源和形成中作用的论述表明，他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对达尔文人类起源动力思想持完全否定态度，而是在抛弃其中错误观点的同时，吸取了其中的合理因素。达尔文的错误不在于他肯定自然选择对人类起源起作用，而在于他只看到人与其他动物相同的一面，看不到相区别的另一面，把自然选择当作了人类起源的唯一动力。恩格斯第一次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人类起源领域，从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出发，把生物进化的一般动力（自然选择）和人类形成的特殊动力（劳动）联系起来考察，辩证地阐明了二者在人类起源和形成中的作用。这就克服了达尔文人类起源学说的局限性，为解决人类起源动力问题指出了科学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