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1962年，先生25岁，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历史系读博士研究生。《马克·布洛赫——一个肖像》是先生选修的欧洲史(History 202)课程的学期作业，该课程由著名的欧洲史学家松塔格教授(Raymond James Sontag，1897-1972)任教。我想论文的题目是先生自己选的。除了论述法国史学家布洛赫的学术贡献外，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也生动地叙述了他的生平事迹，强调了人生观对历史学家的意义。显然，这篇论文清晰地展示了先生自己的人生观，向我们解答了先生一生何以超越学者教授生涯，从而达到“Larger than Life”(众学人的评价：大于生命)的一生。
    英雄主义，是先生那个时代的召唤；为一个大于自身的事业奉献，是先生遵循的准则。马克·布洛赫那历史学家与爱国英雄兼并的生命轨迹，是先生毕生的楷模。先生经常用布洛赫的话告诫自己：人在“取得了对生存最高程度的理性驾驭之后，若不再具有理想，便成为仅有冲动的生物”。
    论文显示，25岁的先生已具有广阔的视野，已开始超越文史档案和单一专业范畴来做研究，并能融汇贯通地运用社会科学诸理论，具备了穿越各种文化和语境的能力。明显的还有，该文的论述始终充满了先生那份持续的热忱与激情——支撑了他一生的精神原料。在人生观方面，这篇论文向我们启示：一个学者，学问再大，若无超越自身的境界，若无献身于伟大事业的精神，那他/她不过是个躲在清静中端稳一个饭碗的职业者而已。治学，要有境界，要有热忱和大爱，还要有勇于牺牲的精神，方才显示真正的意义。
    我在先生遗留的档案柜里发现了这篇论文。在浩瀚而陈列有序的文档里，有一个很仔细装订的浅灰蓝色文件夹，里面是这篇用打字机写的论文：Marc Bloch——A Portrait。夹子里还有一个老式信封，里面只有一页信纸，上面是松塔格教授用红色铅笔写在信纸中间粗犷有力的字迹，教授用这样的话结束他的评语：
    This paper announces the coming of an extraordinary historian.You'll be an honorable member of our community.(这篇论文宣告一个卓越历史学家的到来。你将是我们同行中荣誉的一员。)
    我反复精读了这篇充满感召力的论文。我在其中解读出先生生平。我感到正是因为把自己与一个硕大的使命结合一体，先生的生命是光辉而精彩的。
    先生诞辰日那天，我在巴黎的寓所里，完成了这篇先生年轻论文的翻译。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篇论文仍闪烁着先生的思想光芒和崇高的人生观。我把她的中译本奉献给中文读者，亦以纪念先生不朽的英魂。
    2013年12月12日于巴黎
    哲学，似乎往往独立于其创造者哲学家而存在。二者并非仅仅是语义上的区别。因为一个哲学专业的学生可以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却从未理解黑格尔的内心和为人。但这种思想与思想家分离的现象，只有在一种思想体系或某种理念独立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
    马克·布洛赫自己首先承认：他没有创造这样的体系。但至今仍有一个“马克·布洛赫协会”存在，它致力于在他身后发表他的演讲笔记，而且有一代法国历史学者们公开宣布他们受益于布洛赫。①自然，他的一大部分影响力可归于他与那些1930年代来自法国各地恳求他指导他们的博士论文的年轻历史学者们之间所建立的亲密关系的维系。他的影响力很大部分也来自他关于中世纪史的两卷论著的声望，②以及现在被认作经典的他有关法国土地权的研究。③不过，若仅如此，那布洛赫只是一个影响了其他法国中世纪学者的学者而已。然而，他的声望，作为楷模，远远超越了单一专业领域的界限。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他本人英雄主义的光辉，他生命终结的悲剧形式。还有一个原因，也许不那么明显，但可能更重要：马克·布洛赫在法国现代史学发展中所占据的位置。
    在马克·布洛赫的著作中，最令人兴奋的事实之一，是我们能有幸纵览他所研究的题材的原始资料。与丕翰(Henri Pirenne)一样，布洛赫允许我们再现一个卓越历史学者的分析过程。布洛赫首先会概括性描述一个历史现象，然后问：“通过什么样的原始资料我们得以了解和评价这个现象背后的活动？”④有时他甚至以穿越时空的景观描述为起点，就像他在那部经典著作《法国乡村史的特征》(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caise)里的叙述那样——他在书中带领读者穿行在他所热爱的法国风貌之中，一边指出田地划分的荒谬，一边讲述6世纪和7世纪法国森林的壮阔及农人耕作的节奏。只有在完成所有这些之后他才回到具体的实证上。⑤不过他通常也从档案本身开始。这种方法并非他本人所创，他把自己思想的经验主义(empirical)基础归结于斯宾诺莎(Spinoza)、西蒙(Simon)及马比雍(Jean Mabillon)。⑥在1830年代由基佐(Guizot)提供官方资助对全国的历史文献进行校勘整理之后，这种从文献出发的方法开始成为法国近代史学的特征。又经过对米什莱(Michelet)史学的回应，法国学界对德国古典文献研究中使用的专题研究法(monographic method)所具有的敬意与日俱增，以致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维科特·兑瑞(Victor Duruy)在1868年成立了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rs)。⑦这个经验主义传统(empirical tradition)加上新兴的语言学，很快与一种激烈的反对立场结合起来——这种立场反对那些被卜洛克(Bullock)称为“元历史学家”(metahistorians)的德国唯心主义者。⑧例如，在1876年，莫诺德(Gustave Monod)用这样的语句来宣布后来很著名的《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杂志的诞生：“我们已经领教了诸不成熟的笼统化的危险，以及一个宣称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现成体系的危险。”⑨
    这个反对德国唯心主义的立场在当时就已被人等同于反对遭人仇恨的德国军国主义。而整个经验传统最终在兰格瓦和塞诺伯两人合著的著名的史学方法指南中得到澄清。⑩无须指出这两人如何影响了布洛赫，因为布洛赫本人在他的《历史学家的技艺》(The Historian's Craft)一书中仔细地说明了他是如何受益于这两位前师的。(11)应该强调的是，这两本书都体现了理想的历史公正性。布洛赫曾对他的学生说：“我们史学者既非神学家，亦非道德家。我们的角色不是谴责或宽恕……而是理解。”(12)于是他提醒：要警惕那些“容易让分析变得没用”的“口号”。(13)当然，讨厌这种历史想法的危险性，在于过分消极地依赖文字记载。布洛赫很快意识这个陷阱，他因此警告我们：证据仅在受到适当质疑检讨时才能说明问题。(14)如果我们看到一份伪造文件，那我们必须问：为什么要伪造这份文件。如果证据是真实的，我们须意识到“语言的所有习性”。(15)我举个例子。1316年菲利普五世特赦了一个叫做易莎贝·夏塞尔的女奴，那份奴隶解放书的导言中提到：
    根据自然法则以及一些我们国家沿用至今的古老法度和习俗，人应该诚实……我们，考虑到我们的国家被称为法兰克(16)王国，我们就应实施名副其实……(17)
    以往的学者，在欣赏菲利普措辞公正的同时，也用这个文件来证明是法国国王心中所具有的强烈信仰使他释放了家奴。布洛赫就不接受这份证据的表层意思，他决定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审核巴黎大区范围内类似的文件。他的调查证明，菲利普的这个解放书导言与其他数百份解放“harangues”(宣言书)一模一样。这也证明了国王圣路易九世1256年那篇让许多农奴赎回自由的著名宣言，是在当地解放奴隶潮流发生了十来年之后发布的，而以往一直被认为是国王的宗教虔诚所致。而且，布洛赫还发现这些rachats(赎奴)行为总是被标榜为虔诚的“harangues”。(18)从这些发现布洛赫得出了关于卡佩王朝时期(Capetian，公元987-1328)四个全新的结论：
    1.教堂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其性质与托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H.Tawney,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一书中论述的类似。
    2.13世纪时期当许多地方资产者赎买到他们的自由后，社会出现了广泛的暴动。
    3.这些暴动与公社运动同时发生。
    4.卡佩王朝的财政短缺，使他们得靠出卖奴隶的自由来充实银库。
    因此，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告诉我们：以“中性立场”做研究，跟不采用“永远更新而持续产生新意外”的方法研究文献一样糟糕晦涩。(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