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三国志演义》），是用小说形式来演化汉末三国历史的一部文学作品，它在传播历史故事的同时，也传播了这些历史故事所负载的作者的历史观念。其历史观由一系列既丰富又庞杂的思想和观点所组成，分散、错杂地融合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叙述中，不少地方彼此抵触，相互矛盾，表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倾向。探讨《三国志演义》中这种二元化的历史观，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部作品将不无裨益①。
    一、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
    顾名思义，《三国志演义》就是把《三国志》这部史书加以演化、铺陈。为了强调这一点，作者特意这样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庸愚子《序》称其“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后来毛宗岗托名金人瑞的《序》也有“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之说。鲁迅先生更明确指出，《三国志演义》“凡首尾九十七年（一八四--二八0）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以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②。一部小说作者自称史家“后学”，又承认自己的作品不过是史书的“编次”，这在中外优秀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相当少见。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史书地位之高，影响之大，远非小说所能比拟，所以作者要打出这样的旗号；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从历史发展的线索、过程到具体事件，大都可以从史籍中找到根据。过去有一句流行的谚语说是“真三国，假封神”，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这部小说的特点，也是它在有着强大史传传统的中国能够得到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因。由此，《三国志演义》被写成了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它通过汉末致乱、黄巾起义、军阀混战、三足鼎立、西晋统一等符合历史真实的事件的描绘，暴露了统治阶级昏聩荒淫、争权夺利、残暴不仁的丑恶本质，反映了当时谲奇多变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状况，鸟瞰式地展现出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乱、战争频仍的时代的长卷。
    更为可贵的是，罗贯中在小说中对三国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总结了自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不断从治走向乱，又不断从乱走向治的这种普遍的、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因而这部作品的主要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如实地反映出事件的本来进程和既定结局，更在于揭示出历史运动的内在必然性。这是从司马迁以来的史学重要传统。在罗贯中看来，各个封建王朝统治者由其本质所决定，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前代统治者的覆辙，曾经兴盛一时的封建地主阶级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没落。他借崔州平之口阐述此理说：
    自古以来，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如阴阳消长之道，寒暑往来之理。治不可无乱，乱极而入于治也。如寒尽则暖，暖尽则寒，四时之相传也。
    根据这种道理，他对历史的演进过程又作了如下解释：
    久闻大道不足而化为术，术之不足而化为德，德之不足而化为仁，仁之不足而化为俭，俭之不足而化为仁义，仁义不足而化为三皇，三皇不足而化为五帝，五帝不足而化为三王，三王不足而化为五霸，五霸不足而化为四夷，四夷不足而化为七雄，七雄不足而化为秦、汉，秦、汉不足而化为黄巾，黄巾不足而化为曹操、孙权、刘将军等辈，互相侵夺，杀害群生。此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
    这一番兴亡之理反映出了一个无情的事实：任何封建皇朝都要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败和灭亡。三国时代的历史是这样，历朝历代的更替也莫不如此。
    《三国志演义》在创作上的历史主义特色，已是公认的事实，但细心检索则不难看出，它虽取材于三国的历史，所采用的却大都只是粗线条的轮廓，与史实尚有不小的距离。罗贯中将个人的审美理想寄寓其中，当史实与理想发生矛盾时，宁就理想而背史实，这无疑又体现出明显的非历史主义倾向。
    这种非历史主义倾向集中反映在历史素材的处理上，以小说中的情节对照史实便可发现诸多“不实”之处：一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如“怒鞭督邮”系刘备所为③，但据史敷演，便不合其贤明之主的品德。因此，罗贯中将这一情节移植到莽撞、嫉恶如仇的张飞身上。再有，斩华雄是孙坚而非关羽④；博望烧屯是刘备而非诸葛亮⑤；草船借箭乃孙权在赤壁战后第三年于濡须所为，并非诸葛亮赤壁所“借”⑥；捉放曹操的中牟令也不是陈宫⑦。二是本末倒置，变动史实。如单刀会的结果是刘备一方让步，“割湖水为界”；鲁肃冒险“趋就羽”，义正辞严使“羽无以答”⑧。而小说写成关羽单刀赴会，挫败鲁肃的“鸿门宴”，全胜而归。曹操临终遗令简葬，“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⑨。但小说却改为曹操遗命众妾每日在铜雀台设祭，必令女伎奏乐上食，又令设七十二疑冢。三是于史无征，完全虚构。蜀汉方面有桃园三结义，献帝认皇叔，关羽义释曹操，刘备跃马檀溪，庞统巧授连环计等；孙吴方面有周瑜以反间计杀蔡瑁、张允，多次忌妒暗算孔明，吴国太佛寺招亲等；曹魏方面则有曹操许田围猎僭礼，逼死荀攸，征管辂卜卦等。四是添枝加叶，踵事增华。如刘备三顾茅庐在史书中只有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⑩，罗贯中却敷衍成上万字的篇幅。再如吕布大闹凤仪亭、关羽降曹、徐庶投刘备、诸葛亮七擒孟获等章节在史书中或叙述简略，或一笔带过，但在小说中都发展成为极其丰富、生动的故事。这种生发铺张不同于对历史符合原貌的加工，而是在作家审美理想的作用下，表现出浓郁的传奇性来。
    由于罗贯中将非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来运用，《三国志演义》中的很多人物完全迥异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雄才大略的曹操被写成“集众恶于一身”的大奸臣，性度恢廓、雅量高致的周瑜也被形容得偏狭忌才无以复加，而诸葛亮、刘备、关羽等则成为高度理想化的超人式英雄。特别是诸葛亮，不但政治上远见卓识，军事上神机妙算，外交上纵横捭阖，内政上立法施度，而且识天文地理，通阴阳五行，甚至可以呼风唤雨，役鬼驱神。试看赤壁大战中诸葛亮祭风的描写：
    令军士取东南方赤土筑坛。方圆二十四丈，每一层高三尺，共计九尺。下一层插二十八宿旗……第二层，周围黄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位而立。上一层用四人，各人戴束发冠，皂罗袍，凤衣博带，朱履方裙。……十一月二十日，是甲子吉辰，孔明沐浴清斋，身披道衣，散发跣足，来到坛前……
    再如六出祁山的战役中，诸葛亮诱司马懿引兵劫寨，他“仗剑步罡”，到“天已初更，风清月朗；忽然阴云四合，黑气漫空，对面不见”。司马懿趁机杀入蜀寨，却中了埋伏，“人报初更时阴云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后来收兵已了，天复晴明，乃孔明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所以如此。”这样的描写，实在与历史上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诸葛亮相去甚远，难怪被鲁迅先生批评为“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