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元化历史观的由来
    对于《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我们所知甚少。根据现有材料，可以肯定他是元末明初人，曾从事过反元活动，是当时的“有志图王者”之一，与张士诚有过一定关系。张士诚失败后，他采取了与朱明皇朝不合作的态度，隐居从事历史小说的著述，后来浪迹江湖不知所终。他在《三国志演义》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的二元性，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从社会原因看，《三国志演义》产生的元末明初，是一个旧皇朝覆灭、新皇朝建立的历史巨变时期。这个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两者都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于是战乱迭起，社会急剧动荡。元末农民起义规模之巨大、斗争之激烈、时间之长久，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异族统治的元朝在动荡中土崩瓦解，朱元璋经过兼并杀伐，建立起新的封建皇朝。皇朝的更替，血与火的交锋，使封建统治的种种弊端进一步暴露，引起了当时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发展趋向的种种反思。罗贯中似乎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于是寄意于稗官野史，借渔樵闲话浇胸中块垒，聊以寄托一代文人无法排解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历史观上的矛盾，便通过小说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第一，元末动荡剧变的现实与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有不少相似之处。面对“群盗纵横半九洲，干戈满目几时休”（14）的时代，作为既关心现实斗争又通晓历史的通俗演义小说家，罗贯中试图通过描写汉末三国盛衰隆替的历史，来探索封建时代的历史进程。为此，这种描写必须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并能从中抽取那些带有规律性的特征。这便为小说的历史主义提供了前提。同时，对历史的叙述又是为元末现实斗争服务的，历史故事中被灌注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和鲜明的政治态度，因而不能不掺杂了诸多非历史主义的成份。第二，在元代，蒙古贵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征服了整个中国，异族统治者比本民族统治者更为专横、暴虐，于是，人心思汉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这种民族意识表现在对三国历史的看法上，就是“帝蜀寇魏”的正统思想。然而，元末明初的历史又在昭示人们，真正能够左右形势、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并非宗法血统，从而把作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谁有本领图王霸业上来，使小说表现出一种非正统的倾向。第三，作者的想象力被当时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发，不由自主地将希望寄托于救世主式的人物，并在这种英雄史观的指导下，描绘出那些咤吒风云的帝王将相及其所创建的雄伟业绩。而作者对人民的灾难和痛苦深有所感，则促使其形成“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力图在英雄身上表达人民反对暴虐统治、渴望和平统一、向往仁君贤相的要求。第四，作者对元明之际的政权更迭具有自己的选择，但历史没有按照这种个人的意愿发展。他所属意的张士诚集团争夺天下的种种努力，最终成为一种“徒费心力”之举。作者找不到别的原因，便将其归结于天命，在笔下尽情抒发了那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感叹。与此同时，他又从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亲身感受到人类为自身生存而拼搏的信心和力量，极力通过历史故事来表现人与天命的悲壮抗争。显然，在《三国志演义》中，这种二元化的历史观，正是作者所处的那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时代的烙印。
    从思想原因看，罗贯中本质上是一个儒家思想较为浓厚的知识分子，而儒家思想本身又是具有一系列内在矛盾的庞杂体系。自孔子以降，儒家内部便出现过许多分歧，不同观点常常尖锐对立，但又共同存在于一个大的思想体系之中。《三国志演义》中历史观的二元对立，也是儒家思想这种矛盾性的表现。
    儒家治史倡导实录精神。孔子言夏殷之礼，必取征于文献。晋灵公被杀，太史董狐直笔之事，被孔子赞叹为“古之良史”，《春秋》记载便取董狐的写法。班固在评论《史记》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5）成为中国史家的重要传统。但与此同时，儒家所推崇的《春秋》，却不乏“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处，以至后来发展成为“回护之法”，对后世史书影响甚大。儒家在历史著作中这种“实录”与“回护”的观点，大概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视作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的滥觞。
    对于道统问题，儒家思想表现了明显的二重性：既要辨正闰、明顺逆，认为封建道统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也主张“皇天无亲，唯德是辅”（16）。作为正闰史观的创立者，班固历来被视为正统思想相当强烈的人物，他极力宣扬刘汉皇朝的“正统”地位，论证其“纂尧之绪”（17），对非汉政权和非帝系人物则采取卑视态度，认为他们只是“余分闰位”（18）。而他在记载谷永上疏汉成帝时又有“去无道，开有道，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19）的句子，表现出对这种非正统说法的认同。罗贯中在接过正闰史观的基本观点，并将汉末三国历史完全纳入正闰演绎之中的同时，也将“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一类具有进步意义的非正统口号直接溶于自己的小说里，表达了他反对腐朽统治者的“家天下”、“私天下”、希望“有德”的明君贤相统治天下的主张。可以说，这两方面都能够在儒学中找到清晰的渊源关系。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强调统治者的作用，主张“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20），以至不恰当地将帝王将相夸大为历史变化的决定性力量，认为只要有仁君贤臣，天下就兴、安，如果是昏君奸臣，天下就危亡。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在这个前提下，他们中的不少人又相当注意民心的向背，重视生民休戚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21）的观点。荀子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22），也注意到了人民的作用。显然，罗贯中大力描写刘备的“泽布于民”，拯救万民于水火，因而深得“天下民望”，是把他作为真正的“有德者”、“爱民”的“仁君”代表，藉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与儒家“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和“以民为本”、“保民而王”的思想，完全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