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命论与人事论
    《三国志演义》在探求历史盛衰时有大量关于天命、气数的描写。在罗贯中看来，天是决定汉末鼎足三分，三分又一统归晋的根本原因。全书结尾处的那首古风把这种意思表达得相当明确：“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一统乾坤归晋朝。”这就是说，人世间的一切矛盾斗争、发展变化最终由天数决定，非人力所能勉强。天命成了唯一能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的决定性力量，成了接受或拒绝人类行为的最高权威。这种描写，使作者历史家的锐利眼光，常常被遮盖在一层虚无主义和宿命思想的迷雾之中。
    当朝政败坏、朝纲不振时，上天即垂示异兆以为示警，同时对恶人也施以异常现象作为告诫或惩罚；而当真龙天子出现时，则必有祥瑞。
    罗贯中在小说开头这样写道：
    建宁二年四月十五日，帝会群臣于温德殿中，方欲升座，殿角狂风大作，见一条青蛇，从梁上飞下来，约二十余丈长，蟠于椅上。灵帝惊倒，武士急慌救出；文武互相推拥，倒于丹墀者无数。须臾不见。片时大雷大雨，降以冰雹，到半夜方住，东都城中坏却房屋数千余间。建宁四年二月，洛阳地震，省垣皆倒，海水泛溢，登、菜、沂、密尽被大浪卷扫居民入海，遂改年熹平。自此边界时有反者。熹平五年，改为光和，雌鸡化雄；六月朔，黑气十余丈，飞入温德殿中；秋七月，有虹见于玉堂，五原山岸，尽皆崩裂。种种不祥，非止一端。
    这些灾害和异常现象之所以频繁出现，目的都在于警告汉灵帝，不要让妇人阉竖干预朝政。但汉灵帝没有警省，结果引起天下大乱。曹丕废汉夺位，正在受禅台上向上天跪拜时，“台前起一阵怪风，飞沙走石，急如骤雨，对面不见；台上灯烛，尽皆吹灭”，曹丕也被吓倒于台上。显然，这是天道在表示对曹氏篡立的谴责态度。
    再来看书中对刘备当蜀汉皇帝的描写，先有襄江渔翁张嘉，夜间捕鱼时捕上一枚玉玺，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字样，谯周也说：“近有祥风庆云，从空中旋下，成都西北角有黄气数十丈，冲霄而起，帝星现于毕、胃、昴之分，煌煌如月：此所应汉中王当即帝位，以继汉统。”似乎刘备当皇帝，也是上天嘉许的。
    上天超越于道德和理智之上，决定着人的生死寿夭：注定该死者不能强活，注定不该死者必能绝处逢生。
    天数对人寿夭的干预有不少例子。如诸葛亮把司马懿诱入葫芦谷，堵断了谷口，正要用地雷柴禾将司马懿父子烧死在谷中时，“忽然狂风大作，黑雾漫空，一声霹雳响处，骤雨盆倾，满谷之火尽皆浇灭，地雷不响，火器无功。”司马懿父子因而得以逃脱性命。诸葛亮不由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诸葛亮的死也是天数注定。在五丈原，他曾企图用祭斗镇住将星的方法来延长自己的寿命，只要主灯七日不灭，便可增添一纪阳寿。但第六天夜里，魏延进帐报告军情，一阵风将主灯扑灭。姜维欲怪罪魏延，诸葛亮说：“是吾天命已绝，非文长之过也。”修髯子在《引》中有诗云：“天假数年寿孔明，山河未必轻归晋。”但是上天太公正无私，即便是诸葛亮，也不肯多假一年半载的阳寿。因此，蜀灭晋兴自然是天数使然。
    天命决定论虽然在《三国志演义》中如此普遍地存在着，但除了少数几个隐士，几乎所有人物都不肯屈从于天意安排。恰恰相反，他们似乎有意与天命对抗，人人竭尽智术勇武之事。这一点，倒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精神。
    从蜀汉方面来说，刘备事业的成败，显然是合乎天意的。但合乎天意，并没有使他们在创业中减少一分艰难；顺乎天意，也没有能阻挡其事业走向溃败。这里仍以诸葛亮为例。司马徽曾长叹“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而诸葛亮却在“天命不可违”的命运面前，把人事的主观努力发挥到了极致。《隆中对》开宗明义：“非惟天时，抑亦人谋。”肯定的实际上是人谋。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在人类自身中有着怎样开掘不尽的聪明才智。如果说，三分鼎立既合乎天意，又顺乎人心，二者在这里取得和谐一致的话，那么，诸葛亮后来六出祁山便明显违背了天意，表现为一种与天命的执意对抗。从刘备猇亭惨败之时，他便已经意识到“汉朝气数休矣”，可是当他决定北伐的时候，却完全把天意抛于脑后。谯周反对北伐，向后主报告：“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诸葛亮的回答是：“天道之理，变易不常，岂可拘执也？”由此可见，诸葛亮本质上又是一个与天命相对抗的现实主义者。的确，诸葛亮六出祁山向人们昭示的，正是一种为“克复中原、重兴汉室”，知其不可为而勉强为之的悲剧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他辛苦操持，竭尽忠诚，导演出许多精彩绝伦、可歌可泣的场面。尽管他因天命而中道陨殂，但多少年来，真正得到读者认同的却正是这种精神。在正统史家笔下，中国的历史悲剧少有撼人心扉的表述，只有《史记·项羽本纪》虽有此笔，后近绝响。《三国志演义》写诸葛亮，庶几近之。反过来说，如果诸葛亮在天命面前束手待命，那么，连《三国志演义》本身，大概也没有必要再写下去了。
    三国中的魏、吴两方，也多有一心要与天命相抗争的人物。曹操“任天下之智力”，从不相信鬼神之事。正如他自己所说：“孤在戎马之中三十年，未尝信怪异之事。”因此无论作善作恶都无所顾忌。孙权继位以后，周瑜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方今英雄并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他在赤壁大战中儒雅潇洒，占尽风流。临死时他仰天长叹：“既生瑜，而何生亮！”表达了对天道的愤愤不平。
    综上所述，三国人物都不能不承认冥冥之中天命的存在。皇朝兴衰、人的寿夭皆取决于此。但是惟其如此，在命中限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他们更相信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自己的事业有更大成就，也就是说更看重人事因素，因而才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伟业。这种描写，可谓三国历史故事中最具生气的部分，它说明作者在解释历史时虽不乏天命思想，但同时也把人的力量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