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雄史观与民本思想
    《三国志演义》是一部英雄传奇，“三分自是多英俊”的历史风貌在这里得到了波澜壮阔的艺术展现。这些英雄决定芸芸众生的命运，决定历史的进程及其结果。显而易见，作者过分夸大了他们个人的才智、能力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因而在艺术表现上对他们关心备至，不惜重墨涂彩，浓情渲染，甚至为他们罩上了一圈灿烂的光环，从而使英雄史观以一种形象化的表达，贯穿于全书的始终。
    然而，也不可忽视的是，在《三国志演义》中还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它与英雄史观虽然相互对立，却又紧紧纠缠，互成表里。
    《三国志演义》的大量篇幅，表现的是以各路英雄为代表的豪强势力割据称雄、逐鹿中原的故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当然不在罗贯中的描写之列，但他们对战乱的厌恶和对安居乐业的向往却依稀可见。
    时逢乱世，正是封建诸侯们争夺天下的大好时机，而百姓几乎成为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处于残酷的战争灾难之中。书中写董卓强迫迁都，司空荀爽劝谏：“丞相若欲迁都洛阳，百姓皆危亡矣。”董卓却冠冕堂皇地声称：“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于是，“李傕、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推拖，死于沟壑中者不可胜数。及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饥饿自尽者死尸遍野。啼哭之声，震动天地。”董卓被杀后，尸体被抛在大道上示众。罗贯中这样描写道：“卓极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照达旦，膏流满地。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头，至于碎烂。将李儒绑在街市时，百姓过者争啖其肉。城内城外，若老若幼，踊跃欢忻，歌舞于道。男女贫者尽卖衣装，酒肉相庆曰：‘我等今悉夜卧，皆可方占床席也！’”书中还写了“骄奢过度，不恤军民”的袁术“独卧空床呕血亡”，“重敛于民，民皆怨之”的袁绍转瞬之间土崩瓦解，“务于货利，侵求吏民”的黄祖更是一触即溃，身首异处。这些描写表达的正是对大小军阀为争夺天下任意荼毒人民的愤懑之情。
    在黄巾起义失败后不久，人民群众只好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中那些能与民为善的英雄出来恢复一统，平息战乱。书中几次设想这类境界，对蜀国清平富饶的安定局面有不少描绘，反映了人民对明君贤相统治下轻徭薄赋、风俗淳朴、守望相助的憧憬。
    《三国志演义》中，统治阶级的英雄构成全书主要人物，但罗贯中却把对这些人物褒贬的标准放在人民的向背上。这里的民本思想，主要是通过在战乱时代怎样争取民心，实现图王霸业表现出来。
    刘备是小说中着力刻画的救世主式人物。一方面，他是曹操所说“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英雄；另一方面，他最懂得“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道理，因而能够比较清醒地看到人心向背对“英雄”作为的巨大制约。初任安喜县尉，“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其盗者皆化为良民”。驻军新野，百姓感激他的德政，作歌称颂：“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尤其感人的是携民渡江一节。当曹军将至，新野、樊城两县孤城不可久守之时，众将劝刘备暂弃百姓先行，而他在这样的生死紧急关头，仍不忍抛弃相随的百姓。在取西川的过程中，刘备也最注意争取民心。他对川兵说：“汝川中皆有父母妻子所牵，如愿降者充作军数，不愿降者放回。”显然，刘备的成功，得益于他宽厚仁德、爱民如子的为君之风。
    实际上，刘备集团事业的衰败，最终也可归为民心逐渐丧失的结果。吕蒙袭取荆州时，最成功的一条计策就是抚恤荆州军民。他出榜告示吴兵：“如有妄杀一人者，夷其三族；妄取人家财物者，按军法治之。”正因为如此，当关羽返攻荆州时，军士皆无战心，因而造成麦城之失。诸葛亮六出祁山，本就是空劳兵力，“军士多有怨心”。姜维继续九伐中原，更使蜀国百姓承受着沉重的负担。谯周在得知姜维出兵时感叹说：“朝廷近来溺于酒色，信从中贵黄皓，不理国事，只图欢乐；伯约累欲征伐，不恤军士，国将危矣！”钟会进军汉川时，在军中立起“保国安民”的旗帜，明令“凡到之处，如妄杀一人者偿命”，“因此汉中人民，皆出城拜迎”。由此看来，蜀汉的灭亡，最终还是民心起了作用。
    需要指出，《三国志演义》中所描写的英雄，也是从人民视野中映现出来的英雄。与其说他们是高踞于人民头上的众神，不如说是以人民的思想感情浸染过的图象。因为他们都比较接近民众，在艺术上也渗透着民众的审美感情。罗贯中力图从这些英雄身上去表现人民所崇尚的讲信义、重道德、智勇双全、不畏牺牲的英雄品质。这些英雄具有的经天纬地之才、扭转乾坤之力，实际上反映了封建时代人民的智慧、幻想和愿望。所以，说《三国志演义》主要宣传的是一种民众的英雄主义，大概也不无道理。
    另外，《三国志演义》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也颇有意思。罗贯中对黄巾起义是否定的，因而远未写出这场起义动摇东汉皇朝统治基础、促使东汉皇朝分崩离析的重大作用；而且他写黄巾起义，主要是由此引出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并不是直接表现起义本身。但即使在对农民起义不无偏见的有限的笔墨中，他也写了起义领袖张角“散施符水”，“云游四方救病”，“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其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表明张角是深得百姓拥护的。起义后，“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官吏望风逃窜”，倒也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黄巾起义深得人民拥护的情形。特别是他借张角之口说，“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顺，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道出了民心向背决定着社会治乱的道理。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中，民心向背的作用一直得到肯定。但是民本只是重民，即不虐民、顺民心，却不承认民有直接推动历史的力量，这要靠英雄来完成。看来《三国志演义》亦未出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