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命与人事这组对立的观念中，儒家思想也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矛盾中。孔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神，并且承认天命。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23），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24）但他却常常把人事提到第一位，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25）司马迁的《史记》与后来罗贯中的看法更为接近。他一方面在《天宫书》中大量记载天象运行情况，认为日晕、月晕、适、云、风等天变，“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论说天象变化在人间有其反应，得出“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的结论；另一方面并不主张听天由命，力图通过写历史，表现事在人为。在他笔下，夏、商、周三代之兴，都是“修德”的结果；三代之亡，都是暴虐失“德”所致。写秦朝兴亡，由于商鞅变法后，实行耕战政策，以武力吞食六国，才得以兴；由于急政暴赋，激起人民反抗，以至于亡。都是从人事得失上记述历史。罗贯中全面继承了这种历史观，因而既把人物的穷通祸福、政权的兴衰成败解释为“天”的有意识的安排，尽力渲染天命的力量；同时又注意揭示人物的积极进取精神，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天命搁置一旁。
    从《三国志演义》的形成过程看，这种二元化的历史观是在三国故事的流传中由史家与民间艺人共同完成的。对小说的源流进行考察，可知其主要来自两个流传系统：即正规史学系统和通俗文学系统。毋庸置疑，有关三国的史学著作和民间作品的历史观，对《三国志演义》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三国混一至隋以前的三百多年间，三国故事主要在历史系统流传。《三国志》的成书距三分归晋为时不远，是陈寿将他所能见到的、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三国历史记载收集起来加以选择、编纂而成。为了补正其“脱漏”和简约，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补充了一些陈志所没有的材料。东晋以后，发现的史料渐多，南朝宋裴松之起而为《三国志》作注，广泛搜辑史书至二百多种，可以说是集流传的三国故事之大成者。有关史学著作虽以褒贬人物和征鉴史实为主要目的，但三国故事的基本内容已经形成，不同的历史观也已清晰可见。隋唐以后，三国故事逐渐超越历史的轨迹，进入民间文学系统广泛流传，通过杂剧、话本得到不断丰富。《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等书中记载三国故事的杂剧大约60种，其中53个剧目与后来罗贯中小说的内容相关。元代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基本上是元代以前民间三国故事的集结，主题、人物、情节都接近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不但为小说勾勒了大致轮郭，成为作者构思的蓝本，而且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了三国故事中历史观的二元对立倾向。当然，《三国志演义》完成于罗贯中之手，但他毕竟是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于长期流传在史家与民间的三国故事创作的。因此，这一千多年来对三国历史所形成的种种观点和情感，无疑会凝聚在这些传奇性故事和被再创造了的人物中。从有记载以来的三国故事来看，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与历史记载和民间文学在历史观上的倾向性是大体一致的。可以说，《三国志演义》实际上是一千多年来史家和民间作者倾注于这些故事中的历史情感的延续，史学著作和民间作品在历史观上的二元性自然也被横移于这部小说之中。
    一部历史演义，总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广泛利用历史材料进行艺术创作的结果，作者的立意和创作构想，必然受到一定历史观念的影响。作为开启一代反思历史的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从主题思想到故事结构乃至人物性格，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作品的二元化历史观有着重要关系。这种由不同视角对历史兴亡交替的铺陈与思索，终以《三国志演义》为代表，演化成中国历史小说的时代主题之一。
    注释：
    ①本文所依据的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文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准，引处不一一注明。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③《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典略》。
    ④《三国志·孙破虏传》。
    ⑤《三国志·先主传》。
    ⑥《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⑦《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世语》。
    ⑧《三国志·鲁肃传》及裴松之注引《吴书》。
    ⑨《三国志·武帝纪》。
    ⑩《三国志·诸葛亮传》。
    （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