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由低级到高级，走着它的生命之路。古往今来，史料之多浩如烟海，论说之富似汗牛充栋。但是这一切从来没有让人们止步不前，恰恰相反，历史研究又每每从头开始，另辟蹊径。那么，为什么历史研究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万古常青呢？这就是本文试作回答的问题。
    当今，各种新兴学科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如管理学、经济法学、人才学、未来学、时间学、传播学、软科学等等，不胜枚举。就在这些学科方兴未艾的时候，有人觉得史学研究冷落了，甚至大声疾呼：史学危机了。我们则对此颇不以为然。从这些学科的兴起过程中，我们得到的认识不同的是，我们看到了历史研究的崭新形势，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启示。因为，由于这些新兴学科的出现，更会使历史科学从中脱颖而出。历史虽然讲的是过去的事，但是它又与现实密不可分。所谓“鉴往知来”。历史与这些学科的联系至少有以下几点：
    1.寻求治国的经验。历史就是昨天的政治。所“述一代兴亡之再，明一代成败之迹”，对我们当前的改革，如兴利除弊实不可少。时人喜谈管理，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天才，不研究历史而凭空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措施。事实上，我们见到的讲管理的著作，很大一部分讲的就是历史上的管理经验。
    2.继承优秀成果。历史上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常常直接为现实所因用。中国历史上许多智者能人在生产技术和科学技术上的创造不仅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就是到现在也还有使用价值。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迄今还为我国医学界当成专业的必读之作。十七世纪爱国的科学家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其中有些生产技术，现在仍可应用。至于古代传下来的文学、美术、音乐、戏曲、书法等等，有相当部分在今天陶冶性情和文化娱乐中闪烁光芒。
    3.启迪后代。历史极富有说服力，把她的启发性和教育性结合起来，在培养一代新人上作用巨大。如我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张居正等改革家的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精神气魄和理性思维，足供人们研究。当然包括失败的教训也是宝贵的。学习和研究有关他们的事迹，是启迪智慧，增长才干，让后代变得更聪明的极好教材。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传统的美德。今天，应该继承发扬，有助于建设精神文明。历史以它特有的说服力往往在明辨是非、辨别善恶、分别美丑及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中，超过单纯的理论教育的效果。
    正因为历史科学有着这样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同时又处于新兴学科茁壮兴起时代，因而历史研究并不是危机了，反而是对历史研究的要求更多了，更高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从横向联系上把历史研究和其他学科兴起结合起来才能看到当前展示着历史研究的灿烂前程。下定决心把我们本门学科的研究搞好，不辜负社会的期望，拿出最好的劳动和智慧赢得同其他学科一样的声誉。
    我们中国历史研究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后一个朝代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这说明他们研究历史是和现实结合的。对刚刚过去的事，马上进行记录和研究，是明显地要结合现实，为现实服务。唐朝在历史上非常象汉朝，但是，唐太宗和臣下们议论国家大事，谈汉朝并不多，而谈隋朝的却不少。清朝是取代明朝而有天下的，而它也是非常重视明朝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古人这么重视历史研究和现实的联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史学工作者，难道不应使历史研究这个常青之树继续枝叶繁茂吗？这个问题就是从纵的方面让历史研究常青。
    纵观我国史学的发展道路，就会发现，不止古代如此，就是近代即使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坚持研究当代历史的传统仍经久不衰。著名的史学家魏源，就是在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写出《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历史著作，总结最近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为抵抗外国侵略，而从事历史研究的。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即使是那种形势还写出了一部《清史稿》。兹不说其价值如何，仅从其重视历史而言，毕竟反映一点不忘传统。
    当然，最有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以后，中国的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本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最先在史学领域里传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继之而起的是郭沫若，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研究中国历史的拓荒之作。接着在三、四十年代，相继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问世。这些老一辈的史学家为我们的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五、六十年代沿着这条道路，又发表了不少史学新著。这些成果对今天和将来的史学研究都是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