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史学告别了自己政治婢女的生涯，小心而坚定地离开政治营地的庇护所时，正直的人们都为它的新生而由衷地唱过赞美诗。并且，即便是最急切地憧憬它的新时期到来的青年人，也能理解史学复活历程的艰辛，并没有苛责它步履的蹒跚，没有讥诮它些小的曲折。因为十年疾速行进的惯性使得它不可能在一刹那间站稳脚跟，立住之后也难免有不能自禁的踉跄。何况政治的春寒也还没有消逝呢？复归文革前的传统，承继十七年的水平，这还算轻易地为整个史学队伍所接受了，甚至相对的发展也被视为必然而得到肯定。但是，希图历史学有一个长足发展的追求者并不能满足于此。当他们无拘的视野对整个人文科学进行一番扫描后发现，在时下成为热点的文化研究中，哲学领着风骚；文学作品也以自己深沉的历史意识，给人们以更多和更深刻的对历史的体认。于是，他们意识到了历史学并没有充分利用时代的便利，给历史巨大的包容量以丰富和充实的内容。出于对史学落后的痛切感受及其现状亟待改变的自觉，发出了史学危机的呐喊。
    对史学危机的各种表现，人们举列甚多。诸如脱离现实，思想僵化，知识陈旧，模式固定以及学史学的人越来越少，史学著作受人冷落，史学不能扬誉学林等等，林林总总，约而言之，不外乎深隐层次和表显层次两个方面。
    （一）其实，从表显层次的现象，惊呼史学已步入穷途，出现了危机，同样是一种没有契进本质的肤浅，依然是与文革十年史学简单比较的机械所致。
    在十年文革中，史学充当了“叶卡杰林娜二世”及其“宠臣”和“骑士”们最忠实的奴仆。它寄居在政治的营地里，完全依仰政治的鼻息，最卑下无耻、最猥劣邪恶的政治齿噬了史学圣洁的灵魂，史学失去了自身的严峻和深沉，染上了时代的癫狂症。它代“旗手”立言，替“四害”诠解的引古射今，不仅有旧经学的拙劣，而且有旧经学所不能比拟的险恶。史学的这种卖身投靠使得它格外得宠。戚本禹、关锋等正是从史学阵地射出了一支又一支的毒箭，梁效、唐晓文等御用的写作班子的成员大都是搞历史的，发表的文章多数也都打着史学的招牌，政治上的夺权阴谋表现在学术上就是批儒批周公。不仅“四人帮”几乎所有恶毒的目的都从对历史人物或事件所作的歪曲事实的重新评价开始，而且无一例外地总是要在历史学中找到注脚。一方面是史学向政治的投靠，另一方面是政治打着史学的旗帜，这就使得历史学在当时荒凉萧疏的学术领域，成为一枝醒目的罂粟花。
    在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造成的良好氛围中，早已僵化、实质上已成为死学的史学开始复苏，走上了转折和过渡的历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史学也和着工作重心转移的脚步走上了正轨，并以意识到自己失态后的羞愧和痛苦，通过勤勉的努力和浴血后的真诚，向学林奉献出了可观的成果。对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绩，新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现代科学方法的借鉴和运用初见成效，史学理论的建设工作正在逐步深入。然而，毕竟人类历史又向前行进了十年，我们的国家也跨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史学工作者再韧性的努力也难保史学先时那种众人侧目的地位，因为时代已不再需要这样的霸主。
    史学霸主地位的动摇乃至丧失，是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是十年内乱中被砍掉的学科重新恢复，如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另一方面是一些新兴学科的出现，如未来学、科学学乃至时间学等。特别是各学科间的渗透融合，产生了一大批边缘学科，突破了过去各个学科间那种此疆彼界、畛域分明的局面。一个学科研究多个对象，一个对象被多个学科所研究，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历史学也不例外，它广阔的地盘不断受到浸蚀，单一性的统一体消逝在学科的多样化之中。总之，史学成了如林的学科群中几乎不甚起眼的一个。
    史学独尊地位的失去，是否就是史学危机的表现呢？绝非如此。前述表明：一个时期史学的一花独放，是它依仰政治鼻息的结果，是专制政治对其它学科压抑和杀伐的表现。史学的“繁荣”是一种虚假的现象，并不符合它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伯泰》）在那个无道的年代，史学拥有那种独尊的地位，获得那种富贵的身份，并不是它光荣的标志，恰恰相反，当理性降伏狂热之后，所能看到的就只是耻辱的印记。因此，历史学的那段历史并不值得留恋，恶梦的失落是值得庆幸的。当时的史学如果倔犟地保持沉默，那才是它应有的品格。撇开时代的要求不论，今天，我们即便是一无所成，相对于那种反动和倒退而言，也就是一个进步，何况我们已经取得了一批可观的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