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的霸权结束时，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曾悲哀地称之为“欧洲的没落”。其实这只是吸收越来越多的民族参加世界史过程的一个环节罢了，表明了资本主义不再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它的故乡不再是人类历史的中心。与此相同，史学霸主地位的丧失，证明了多姿多彩的时代生活，需要繁富多样的现代学科来与之相适应。史学只能在自己的领域内发挥社会功能，而不能替代其它学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学科一定程度地被冷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社会问题的各种新学科，特别是研究现实和未来的各种新学科，已如破上春笋，长势喜人，各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有了相当发展。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把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位置挤一挤，挤出点地盘来让给新兴的有价值的新学科，未尝不是好事。往昔那种在经史子集中，或文史哲经中，四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局面是不必留恋的。”（丁伟志《察古而知今是历史学的价值》，《光明日报》1986年1月23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通达和豪放。
    （二）只有深隐层次的表现，才是史学危机的症结所在。
    在当代，对历史学构成挑战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变革。现代社会生活不仅日益展开它丰富的各个层面，而且发展的节奏也越来越快。具体到我们国家来说，正在进行的以经济改革为先导并涉及各个方面的改革，最终必然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另一则是研究领域内科学整体化的趋势，使这种学科间的联系及跨学科的研究，主要建基在历史的基础之上。对历史学来说，适应这种新的时代精神改变自己研究重心的偏失，以更大的热情和敏感关注现实和未来，利用现代科学的新方法，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现实生活发掘的新领域、提出的新问题，有着绝对的必要。
    然而，历史学的现状却不能适应这一趋势。首先是教条化、庸俗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具体问题所得的具体结论，被僵化、教条地运用，而前提的正确性没有展开证实，不能使人信服。其次，以庸俗、琐碎之名被逐出史学之门的社会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研究的分殊进行，使得历史内容的丰富性及其相互联系得不到展示，不能给人以历史感。复次，研究方法单一。尝试用现代科学方法如控制论研究历史的努力，被指斥为是公然树立起一面别样的旗帜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传统的归纳法而且是线性因果分析是现今史学方法的主流。可以说，相对于其它学科，历史学最少利用现代科学的成果和方法论。最后，史学论著大多数依循着固定的模式，结构雷同，看不出什么特色。具体结论的差异也因为片面地要求同一，从而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论争，严重地阻滞了史学的深入。只有这种无视时代的要求，在一个狭小而又封闭的领域，按照某种先在的规范，单一地兜圈子，才是史学危机的症结所在。
    为了弥合史学与现实的脱节，有人怀着诚挚的意愿，提出要建设应用史学。然而，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讲，所谓应用史学都不会克服反倒有可能加深史学危机。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为着主观的功利目的，史学不仅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顺从了政治的指向，而且在结论上也听信了那个时代的崇尚和偏见。这就使得史学成为如法国颓废派诗人保尔·瓦勒里所谓的“一种智力化学所造成的最危险的产品。”它迫使人们耽溺于幻想、陷于沉醉，从中产生出许多虚妄的记忆，唤起了一些人的夜郎自大感和迫害狂。使我们的民族成为易怒的、高傲的，不能自恃的和追求虚荣的民族（参见［苏］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第21页）。它把历史上一切用得着的东西都说成是合理的，把一切与之相矛盾的东西都视为腐朽的和反动的。它拥有一切先验的教条，又提供了这一切的例证，除了自欺和欺人之外再也不能给人们提供别的什么。
    现在，思想的严肃性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得到确立，在“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旗帜下，主观地以政治利害的需要裁剪历史事实的拙劣普遍地受到鄙夷。但是，怀负直接的功利目的，作现行政策和社会崇尚的注脚的历史研究依然十分盛行。这首先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接着带着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理智上、道德上的偏见，很快就发现了研究对象中他们刚刚附加上去的成份，会心地“符合逻辑”地得出“古已有之”的结论。为现实在历史中找到了根据，为政治提供了学术上的证明。这种庸俗化的东西，起着催化盲目自信和天真乐观的恶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