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历史已进入八十年代，无论从现实要求上看，还是从继承和发扬古代传统上看，我们的历史研究都还要加强。我们的近代史最应下大力气开展研究，要写出能胜过前此历代正史的崭新著作，即不但表现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飞跃，也能成为其他学科赖以借鉴的源泉。
    象任何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一样，历史研究的开拓首先也应该是思想解放。我们不应躺在前辈学者的成果上，坐享其成，而应该在继承他们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大踏步前进。不能认为这样想法是狂妄，是异想天开。如中国文化史，过去几乎被遗忘，难道我们还继续置之不理吗？如过去当作正确的历史研究结论，经过多年的现实实践证明并不正确，难道就那样一错到底吗？如都已习惯说某某是民族英雄，某某是汉奸；又某某是爱国主义者，而某某是叛徒，符合历史实际吗？每个时代都对历史可能做新的研究和评价。我们的一些说法是新的科学结论，还是陈词滥调，难道不能再讨论吗？还有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而被划为禁区的东西，现在有可能做为科学进行研究了，我们也不探讨吗？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从思想上来个飞跃，反复思考，实事求是，开展科学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求其解决。而正是这些，对现实的借鉴意义更大。
    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也有大量的开拓性的工作。如我们研究明清史，一些档案材料至今很少有人问津，且一些满文档案还没有被翻译出来；使得大部分不懂满文的学者只好敬而远之。这已造成我们的研究无法深入下去。怎么能发现新问题，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呢？
    掌握史料，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尤为新时期的史学工作者所必不可少。我们应当对前人的一切文化遗产，都进行研究，要重新学习，这才能完成老一代史学家尚未完成的任务。探索他们尚未开辟的领域，如对一些总体性规律的问题，象中国古代几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的更替；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迟缓，等等，提出我们研究的新成果。有人提出要突破中国通史已有的框架，我们的看法是，可以不拘一格，谁能在原有的框架上做出新贡献，也可以继续保留。过去的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但每一部都有自己的价值。框架不是束缚前进的主要障碍，有谁能打破那个框架，换上另一套，也应允许试验。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推动历史研究前进。
    无论是从纵的、横的方面或者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进行史学研究，其常青之本、生命之源离不开理论做指南，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关键。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目的是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阐明历史发展规律，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导人们去自觉地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任务。在历史研究过程中，首先是根据什么观点和方法的问题。从现象到本质的揭示历史事件的发展规律。这一过程，无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任何研究，都要靠理论来指导。马克思曾说过，在社会领域的研究中，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而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要具有这种抽象力就必须学习理论。即使在那些能够运用显微镜和化学反应剂的自然科学中，当着需要进行分析和综合的时候，还是需要依靠理论。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者，在对自然和社会进行实质性的研究时，是不会做出任何创造性成绩来的。
    进行历史研究，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阐明，为历史科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给历史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它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及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总的说来，科学研究总是依靠已经达到的一般理论成就来指导对新的具体事物研究，而新的具体事物研究的成果反过来又使一般原理更加丰富起来。历史科学也是如此，它以不断深入、精确的历史成果进一步补充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使其更加适应对进一步发展的历史研究课题的指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把钥匙、一把尺子，是使历史科学通往光辉灿烂的未来的便门径。能够在历史的江河泥沙俱下的情况下，淘出金子般的产品；使它在广博辽阔的荒原之中，分清良莠。所以，我们应把历史研究发展成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真正科学。
    因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和辩证的方法论，才能使我们历史研究成为真正的科学，才能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才能使历史研究永葆其常青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