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从事的物质资料生产提供了精神生产的物质前提。人类社会的一切科学文化，都是人民的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在概括和总结活动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大多数体力劳动者所不能代替的。但是，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作出成就的基础是人民的实践活动。一切有价值的精神文明以及一切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总是与人民的社会实践息息相通的。
    还必须进一步说明，重复性劳动是否不增加信息量呢？是否如《创造》所说，引起信息量的衰减甚至造成社会的相对倒退呢？
    信息并不是空洞的抽象。既然信息是物质本身固有的反应特性，那么，人民经常地大量地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就经常地、大量地增殖着信息。正是这些无名英雄的信息积累，才使得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能进行信息的加工、贮存、处理，反过来推动社会进步。没有人民的经常的大量的信息源，任何发明创造都会成为幻影。
    问题还在于，不能把人民与杰出人物对立起来，分割开来。
    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指那些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社会势力。劳动人民是人民的主体。在劳动人民中，既包括广大的体力劳动者，也包括广大的脑力劳动者。杰出人物也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杰出的或先进的部分而已。承认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本质上必然要承认杰出人物的巨大作用。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是以人民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为前提的。他们不能超越于人民的历史作用之上，而是集中了、升华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二者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对立的。《创造》一文却把杰出人物与人民的历史作用对立起来，分割开来，从而把少数杰出人物异化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神了。
    三、杰出政治人物的历史作用不可抹煞
    《创造》在考察英雄人物的作用时，提出了新的英雄史现：“新的英雄是人类中新的文化信息的创造者，是突出了人的真正价值，也即人脑的思维创造价值的人性英雄；旧的英雄则多是半人类政治权力角斗场上的幸运儿，是突出了人类的生物本能和动物价值的兽性英雄。”新英雄的代表是“大哲人、大思想家、大科学家”，至于政治、军事方面的杰出人物，统统贬之为“兽性英雄”。这种观点新则新矣，可是并不妨碍它是错误的。
    首先，把政治、军事人物进行的政治斗争说成是突出了“生物本能和动物价值”，就是把社会运动形式降低为生物运动形式。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它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毛泽东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解放。”⑤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不仅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经过阶级斗争，而且在同一社会形态中，阶级斗争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得以经常进行的直接动力。这种阶级性，构成人的本质的基本方面。处在阶级社会中，而把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看成是“生物本能和动物价值”，这正好表明《创造》是把社会运动形式降低为生物运动形式，把阶级斗争降低为生物界的生存斗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次反对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他们的著作中，始终把阶级斗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几千年的文明史，实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史、生产斗争史。马克思曾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⑥
    第二，《创造》混淆了政治斗争的性质，进步与反动各打五十板。在阶级对抗社会中，因经济利益不同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各方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如新兴的地主阶级反对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反对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等，斗争双方的界线是分明的，其性质是不可混淆的。《创造》却不分什么阶级进行的政治斗争，把代表革命阶级的政治人物与代表反动阶级的政治人物等量齐观，都斥之为“兽性英雄”，这就泯灭了进步与反动的界限，混淆了正义与非正义政治斗争的区别。
    第三，政治、军事领域中的杰出人物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在《创造》所开列的创造者的名单中是不包括政治上的杰出人物的，理由是他们从事的是政治角斗、杀人如麻、用心奸诈、没有突出人脑的思维创造价值、因而只能当“兽性英雄”。这除了混淆进步与反动的性质外，还同唯物史观关于群众和领袖相互关系的学说相背离。
    在群众与领袖的相互关系中，一方面，人民群众需要有自己的领袖，实际斗争中也必然会产生出这样的领袖来。列宁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⑦杰出的政治人物必然是本阶级的代表，是时代的产儿，因而能够反映他们所处时代的发展趋势，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他们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比同时代人、同一阶级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能为本阶级的斗争指明方向，能动员和组织本阶级和其他群众，同反动阶级进行斗争。象秦赢、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洪秀全、孙中山等杰出政治人物的历史作用难道能抹煞吗？统观杰出的政治人物，多曾统帅千军万马，进行了叱咤风云的政治斗争，推动着各个时期的历史前进。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杰出的政治人物，本质上是他们与人民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恩格斯曾精辟地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⑧任何英雄只能站在人民这个历史舞台的基础上，才能演出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时势所造成的英雄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至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起的作用，是以往历史上任何杰出人物无法比拟的。
    第四，新旧英雄的划分，把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了。《创造》把突出了人脑思维价值的人叫新英雄，把从事政治斗争的人物叫政治英雄即旧英雄。换句话说，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杰出人物叫新英雄，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杰出人物叫旧英雄。这就把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了。这里并不否认大科学家、大哲人、大思想家等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问题在于，这些思维的创造对社会发生的作用大多是通过政治上层建筑的折光来表现的。政治与思想都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但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既反映经济又反映政治，并且是通过政治来反映经济的。在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中，经济、政治、思想、科学等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从事政治、军事、思想、科学等活动的杰出人物都对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完全不必要把其中一部分提高而把另一些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