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重视用材料比较的方法、归纳的方法，通过文字训释，证明自己的看法，又通过更多材料的分析，证实自己的看法。《殷周制度论》通过宏观的比较，看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接着用材料作具体分析，说：“此非穿凿附会之言也，兹篇所论，皆有事实为之根据”。总之，王国维考史始终以材料为依据，用他的话来说：“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⑧。他不是简单排比、类辑材料，而是通过一定的逻辑思维途径，分析材料，得出认识，又进一步用这种认识分析更多的材料，以致“四达而不悖”，自己看法得到确证。这种古史考辨的方法，反映出他的认识论上有着唯物主义的因素。
    考订古史，注意观察事物的流变，这是王国维古史新证的方法论上又一个重要特色。首先不能用孤立的眼光看待历史的材料，王国维说读史者，不可无“达识”⑨，就是这层意思。研究问题时，要对历史事实“疏通证明”。王国维在《鞑靼考》一文中，说：“余顷考鞑靼事，知辽金二史中有待发之覆，因汇举蒙古上世事实，疏通证明之，庶足为读史者之一助乎！”⑩
    事物的变化总是有一个萌芽、发生、发展、衰落的过程。旧考据学一个重大的缺陷，是把事物看作是静止的。而王国维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显示出通变观点。《汉魏博士考》可以说是一部简要的汉代学术流变的历史，两汉博士制度变化，博士弟士的设置、变动、以及博士的职掌、任用、徵召、荐举等情况，是汉代学术变化的表现。从秦代、两汉直至晋，事物有源始、发展和流变。再如金代的界壕工程，也是经历一个萌芽、发生和完成的沿革历程。王国维详细地写出这个过程，他说：“然则金界壕，萌芽于天眷，讨论于大定，复开于明昌，落成于承安”（11）。《胡服考》一文考察胡服入中国千余年的变化历史。在他以前，有些学者如沈约、沈括，作过研究，但或者“不详所起”，或者“以为始于北齐”，因而“后人亦无考其源流及制度”（12）。王国维的文章正是在“考其源流及制度”用了很大气力。
    考察事物的变化，很重要的一点要捉住变化的关键部分。王国维的《汉魏博士考》是对清儒研究工作的发展。清儒如绩溪的胡秉虔作《西京博士考》、常熟张今吾著成《两汉五经博士考》，“然张氏徵引虽博，而苦无鉴裁，又前后往往失次。胡氏之书至不知博士与博士弟子之别；其于六艺流别及两汉制度均有所未究，不独于诸经立学之事，茫然无可考也”。王国维谈到他的研究时，说：“余撰《魏石经考》，怪汉石经诸经皆用今文本，而魏太学石经全用古文经，因思学官今古文之代谢，实以三国为枢纽，乃考自汉以来诸经立学之沿革，为《汉魏博士考》”（13）。注意学术的“代谢”及变化的“枢纽”，是王氏这篇文章成功之处。同时代的陈寅恪氏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特别重视研究文化制度变化，“分析因子，推论源流”，就这方面说，陈寅恪似又更进了一步。
    最后，王国维考证古史中的观察方法，还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对民族问题的讨论。《西胡考》一文指出被征服民族和征服者的民族的分别，认为这是研究民族史的一个重要问题，说：“然则论西胡之事，当分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级观之，否则鲜不窒阂矣”（14）。并由此探讨那些地区的文化风俗的问题。王国维认为“凡西徙之种族，其所征服之国，不过得其政权及兵权，而自成统治者之一级，……当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言语风俗固自不同，而统治一级，人数较少，或武力虽优而文化较劣，狎居既久，往往与被治者相融合。故此土之言语风俗，非统治者之言语风俗，实被统治者之言语风俗也。”（15）他这样考察，得出的看法是符合这些地区的历史事实的。《明堂庙寝通考》一文，从一方面来说，反映出他对封建家族制的美化，从另一方面看，他较好地说明古代建筑思想的产生。我国古代建筑形式适应封建大家族的需要，其基本格局是“四阿”的形式，“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属，使其堂各向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而亦足以为观美。明明堂辟雍宗庙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扩大之缘饰之者也”（16）。我们不讨论具体的明堂寝庙制的说法的差异，仅就他分析思想制度的方法看，是有可取的地方的。
    王国维对古史的研究，接受了前人考据学取得的成果，但他的古史新证和乾嘉的诸老考索事业不一样。乾嘉诸老证史缺乏会通事物的本领而流于琐，抓不住事物的联系而蔽于理。《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也看出清儒治学“其学徵实不诬，其弊也琐”（17），其研究方法也只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方法。后来有的人说这种方法有“纯科学的精神”，这是不恰切的。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王国维古史新证的方法含有科学的因素。
    三、学习与继承思考总结王国维的史学工作时，我们应思考一下，如何正确对待传传统史学遗产的问题。纵览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包括王国维在内的每一位史学大师，都是立足在自己的民族史学的土壤上去进行创造，开辟新领域，推进前人的研究。王国维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清人在音韵文字训诂上获得的认识，在王国维那里成了二重证据的手段，利用这种手段，把纸上材料和地下新发现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近代化”的研究法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从而古史新证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应该看到，王国维的考据学和乾嘉考据学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他对前人的学术既有继承，也有批评。我们应深入探讨他如何继承前人史学成果和治学的优良传统，也要研究他如何对待前人学者的批判精神。如王国维对清儒就有很多正确批评。他批评清儒大师戴东原，说：“（戴）东原学问才力，固自横绝一世，然自视过高，鹜名亦甚，其一生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18）。如果我们不纠缠于《水经注》版本案，那么王国维的批评是否合理？二十年代，一些搞国故的人，当年正掀起一股戴学热，而王国维对戴的学术并不是拜倒在地，人云亦云，却敢于在众“热”之中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