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我们在继承王国维的史学遗产时，也当作如是观。王国维的史学贡献，他所创造的业绩，是发展史学工作所必须的。郭沫若同志说过：“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19）。他的古史新证的方法确实对后人治学有启迪意义。王国维治学同样也有缺错。正如许多前辈学者所指出，他在文字音韵训诂上就有某些失误。他所写《殷周制度论》一文也有缺陷，应该说殷周制度之异，还有材料佐证，而论夏、商文化制度不同，就欠缺史料证实。又如说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变革，殷周间是最剧烈的，也言过其实。认为一代大典、制度出自圣人之心，而且后世世道人心却不如古代，这显然是非科学的。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谈黄帝、尧、舜等时，并没有参之以考古之地下新材料，自己违反了自己的治史诺言。所以他的古史新证之“新证”，又是有限度的。同时他治史中还反映了他某些封建思想，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注释：
    ①（19）《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8）《观堂集林》卷5 《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下）》、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毛公鼎考释序》、卷9《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卷3《说玨朋》、卷6《毛公鼎考释序》、卷1《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卷8《商三句兵跋》、卷14《鞑靼考》、卷15《萌古考》、卷15《金界壕考》、卷22《胡服考》、卷21《书绩谿胡氏西京博士考昭文张氏两汉博士考后》、卷13《西胡考（下）》、卷3《明堂庙寝通考》、卷12 《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
    （17）《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全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