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用经济学方法分析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社会 史学家的结论受到了置疑。索罗尔德·J.特朗鲁特认为和通常一样，当时人是从不平等 的角度看待贫困问题的，他们所说的“穷人”是相对意义上的，而不是霍斯金斯等人认 为的是生存意义上的。（注：Tronrud,Dispelling the Gloom,pp.2-3.）斯莱克认为免 税者并非真的一无所有，他们只不过因为财产不多被估产人忽略罢了。（注：z Poverty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41.）查尔斯·菲西安-亚当斯对考文垂 的研究表明，那些在1522年征税估产时被登记为“nil”的人口中相当一部分（17.2%）养 有家仆，他们并非真正贫困。根据1523年该城的人口统计，他计算出当时考文垂实际的 贫困人口只有20%，而不是霍斯金斯估计的一半或2/3。（注：Charles Phythian-Adams, Desolation of a C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132-134,2 41.）
    采用经济学标准的史学家认为政府的税收记录只是记载了财产的不平等，而非贫困。（ 注：John Walter,The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In JohnWalter and Roger Schofield（eds.），Famine,Diseas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Early Modern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84-85.）他 们认为相对于政府的税收记录，英国市政府所做的贫困人口统计更为可信，因为该统计 的观测点是穷人实际的生活状况。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6个城市的贫困人口统计（见表1） ，1557年至1635年英国穷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到20%-25%，远低于根据免税 人口统计出来的穷人数。即使被市政府统计出来的贫困人口中，真正低于生存标准的穷 人又只占少数。比如1570年诺里奇22%的人口被统计为穷人，接受救济者只占其中的1/4 。斯莱克因此认为当时英国需要社会救济才能解除衣食之忧的赤贫者只占总人口的5%， 但在经济危机时期可能上升到20%。（注：Slack,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p.53,71-75.）
    表11557年至1635年英国城市贫困人口
    统计时间 地点穷人人口数贫困家庭数穷人在总人口中（年） 所占比例（%）
    1557 伍斯特 777321 18
    1570 诺里奇 2359 790 22
    1587 沃里克（圣玛丽堂区）23685 12
    1597 伊普斯威奇（9个堂区） 410120 13
    1622 哈德斯菲尔德70015520-25
    1635索尔兹伯里（2个堂区） 250109 5
    资料来源：Slack,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73。
    有关英国穷人食物和营养状况的直接证据有两种，一是当时人的记述，二是济贫机构 留下的穷人饮食量规定。在1577年首次出版的《英国叙事》一书中，威廉·哈里森说英 国富人吃小麦面包，穷人吃黑麦和大麦面包。但在荒年，许多穷人不得不吃由蚕豆、豌 豆或燕麦制成的面包，而这些杂粮通常只用作马饲料。（注：Joan Thirsk（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1500-1640.vol.IV.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67,p.450.）后一种情况似乎并不常见。在1623年灾荒时期，诺福 克郡的治安法官报告说，当地穷人制作面包时不得不在大麦面粉中加进荞麦，由于他们 以往很少吃这种面包，因此他们“显得很不喜欢食用”。（注：Harrison,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pp.124-127.）哈里森还说在他生活的年代，富人吃的水产品 、肉食和野味丰富多样，牛奶、黄油、干酪“现在被普遍认为只是下等人的美味食品” 。（注：An Estimate of the Yearly Consumption of Flesh in the Nation.In Thirsk and 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p.784.）穷人也 吃肉，不过数量少得多。金估计，在1688年英国的550万人口中，270万人，即一半左右 的人经常吃肉；44万个因为贫困而免交教会税和济贫税的家庭（合176万人）“每7天吃肉 不超过2天”；另40万个要接受救济和施舍的最穷的家庭（合120万人）“每周吃肉不超过 一次”。（注：The Condition of Poor Farm Tenants,1691.In Thirsk and 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pp.182-183.）从这些资料中似乎可 以看出，尽管同富人相比穷人吃得很差，但他们还是有吃的，并没有挨饿。
    清教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1691年为英国贫苦佃农所写的陈情书可以证实这一印象。 他说贫苦佃农比领主家佣仆吃得还差，佣仆跟着主人大鱼大肉，“可怜的佃户每周吃上 一片晾干的咸猪肉就满足了，一些能杀头牛的人，偶尔吃上一小块晾干的牛肉，足以使 他们大快朵颐。”他还说他们舍不得吃自家养的猪和鸡，自家产的蛋和水果，因为要用 它们卖钱交租。他们还要卖掉最好的黄油和奶酪，留下脱脂干酪、脱脂奶和乳液凝块给 自己和家人吃。尽管如此，他仍然承认这些并不足以损害他们的健康。（注：How TheyLived,vol.II,An Anthology of Original Accounts Written Between 1485 and 1700 .Compiled by Molly Harrison and O.M.Royst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63,p.61 .）
    各种济贫机构，如慈善收养所（hospital）、劳动救济所（workhouse）和教养所（house of correction）留下了较为详细的穷人饮食量规定。这里是一份1687年4月（伦敦）圣· 巴塞洛缪慈善收养所管理机构通过的饮食表：（注：Quoted in Robert Jütte,Poverty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77.）
    星期天：10盎司小麦面包，6盎司煮熟的无骨牛肉，1品脱半牛肉汤，1品脱热酒、稀粥 ，3品脱（每桶）6先令的啤酒；
    星期一：10盎司小麦面包，1品脱牛奶糊，6盎司牛肉，1品脱半牛肉汤，3品脱啤酒；
    星期二：10盎司面包，半磅煮熟的羊肉，3品脱羊肉汤，3品脱啤酒；
    星期三：10盎司面包，4盎司干酪，2盎司黄油，1品脱牛奶糊，3品脱啤酒；
    星期四：饮食量同星期天，1品脱加米牛奶糊；
    星期五：10盎司面包，1品脱糖泡软食，2盎司干酪，1盎司黄油，1品脱水煮稀粥，3品 脱啤酒；
    星期六：饮食量同星期三。
    不过慈善收养所接收的穷人主要是老弱病残者，在需要从事体力劳动、而且往往是重 体力劳动的教养所，穷人吃的东西更多。比如1589年萨福克郡贝里的圣·埃德蒙兹教养 所中穷人每日的饮食包括453克面包，1.136公斤粥，227克肉，1.136升啤酒。在“吃鱼 日”不吃肉，而是吃400克海鱼和302克干酪。（注：Carole Shammas,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 pp.134-148.）
    按照朗特里的营养学方法，卡罗尔·沙玛斯试图将济贫机构中穷人的食物数量转换成 卡路里。按照她的计算，1589年贝里教养所的穷人日摄入热量2884卡路里，1687年圣· 巴塞洛缪慈善收养所的穷人日摄入2323卡路里。因此，她认为按照今天的标准，济贫机 构的食物足以维持人静态的生存，但不足以从事重体力劳动。（注：Jütte,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pp.77-78.）罗伯特·于特的估计比沙玛斯更 乐观。按照他的换算，1500年至1800年包括英国在内的西北欧济贫机构中穷人日摄入热 量近3000卡路里，而20世纪一个从事中强度体力活动的人需要2900-3200卡路里。不过 ，前工业时期欧洲人的身材小一些，他们所需要的热量也因此少一些。（注：W.G.Hoskins,Harvest Fluctuations and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1480-1619.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XII,pt.i（1964），p.29.）
    当代学者采用的恩格尔系数也被应用到16、17世纪英国贫困程度的分析之中。按照联 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 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事实上，霍斯金斯是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他说在这一时期 “一半至2/3之间的人口是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而且，“工人阶级在饮食方面足足 花去他们收入的80%到90%”。（注：Gregory King Elaborates on His Calculationsin Reply to Criticisms by Robert Harley,1697.In Thirsk and 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p.795.）如果霍斯金斯的估计成立的话， 当时英国的大多数人口无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但即使是金，一位被当代史学家 认为有夸大当时贫困程度之嫌的人，也未得出如此悲观的结论。他在1697年对其估算结 果作进一步说明时，将英国人口分为三类，他说：“我发现最穷的一类总开销只有每年 3英镑或每天2便士，在饮食上花去2/3或略高于每天5法寻（旧时值1/4便士的硬币或币值 --引者注）；中等的一类人头总开销每年7英镑，在饮食上每年花去4英镑；富裕的一 类人头总开销每年50英镑，在饮食上的开销少于1/3”。（34）照此计算，英国穷人的恩 格尔系数为67%，远低于霍斯金斯估计。（注：沙玛斯根据金1695年的估算算出当时英国 最穷的人的食物消费要占74.1%，不过她认为金的估算是不可靠的。See Shammas,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pp.124-125。）
    沙玛斯试图根据英国郡治安法官公布的工资规定推算出当时雇工饮食开支在他们工资 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工资规定是以日计的，其中既有包伙食的，也有不包伙食的。沙玛 斯的推算方法是从不包伙食的工资中减去包伙食的工资，得出伙食所需的费用；然后用 伙食费用除以不包伙食的工资，得出伙食在雇工工资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
    表2中所划分的5个时期，1420-1514年是一个例外。由于“黑死病”的影响，当时的 英国仍然人口稀少，劳动力紧缺，使得雇工的实际工资保持在较高水平。由于收入较高 ，他们用于饮食支出的比重因而较低，只有43.4%。除此之外，在其余四个时期雇工用 于饮食的支出在51.9%和55.0%之间。按照恩格尔系数，16、17世纪的英国雇工似乎已经 达到了温饱水平。但是沙玛斯的计算有两个明显缺陷，一是她在饮食消费中只计入了雇 工本人的消费，但在通常情况下，雇工的工资还要用来养活妻小。二是沙玛斯是按日计 算的，但是，雇工并不是每天都劳动，因此，还要匀出一部分用于非劳动日消费。约翰 ·康洛斯认为雇工一年劳动可能不超过275天。如果将275天的收入用于365.25天的开支 的话，他们用于食物的开支将上升到70%。（注：John Komlos,The Food Budget of English Workers:A Comment on Shamma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XLV!II, no.1（1988），p.149.）沙玛斯本人已经意识到计算的缺陷，不过她认为尽管工资只是用于 支付雇工个人，而不是整个家庭，但雇工家庭通常还有其他收入。她根据戴维·戴维斯 和弗雷德里克·艾登18世纪80、90年代提供的数字，认为在通常情况下雇工户主的工资 还占不到家庭总收入的2/3。（注：Shammas,Food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Well-Be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p.93-95.）唐纳德·伍德沃德和约翰·沃尔特 等人的研究表明，16、17世纪的雇工，包括那些被认为同农业经济分离最彻底的建筑工 人，都保有一小块地。他们通常还享有使用公用地的权利。“对于许多（家庭）来说…… 工资只是收入的一部分。”（注：Donald Woodward,Wage Rates and Living Standardsin Pre-Industrial England.Past and Present,91（1981），pp.28-46;Walter,The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p.88-89.）基于上述考虑，沃 尔特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了沙玛斯的计算结果，用以修正霍斯金斯过分悲观的估计，但 他承认，“毫无疑问，关于（穷人）收入和支出的事实根据还需要更严格的考查”。（注 ：Walter,The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86.）
    表21420-1720年英国雇工工资中用于饮食部分的百分比时期
    北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全国 实际工资指数（年）
    （%）（%）（%） （%）
    1420-1514 - - - 43.4897
    1560-160061.7 51.252.755.0559
    1601-164063.353.050.054.9411
    1641-168056.753.147.651.9473
    1681-172058.354.047.952.9553
    资料来源：Carole Shammas,Food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Well-Being in EarlyModern England.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XLIII,no.1（1983），p.93;and 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p.128。
    从16、17世纪英国饥荒爆发的情况亦可推晓当时的贫困状况。安德鲁·B.阿普尔拜的 著名研究表明，1587-1588年、1597年和1623年英国西北部的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曾遭 受过严重饥荒。在这些年份许多堂区的死亡人数比通常高出2倍、3倍甚至4倍。有些堂 区登记人员还在死亡登记簿上注明了死者的死因，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死亡同饥 荒的联系。比如格雷斯托克堂区的登记人员记载1623年1月下葬了“一个孤独无助的可 怜人”；3月掩埋了“一个饿死的可怜讨饭娃”和“一个饿死的可怜讨饭男孩”；5月， “詹姆斯·欧文，一个可怜的要饭小伙……死于……极度悲惨中”，同月，还死了“一 个毫无生活来源的穷人”。（注：Andrew B.Appleby,Famin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95,126.）阿普尔 拜同时指出这些饥荒是地区性的，对经济发达的南部地区影响较小；而且即使在易受饥 荒影响的西北边远地区，饥荒的程度也在逐渐减轻。（注：Andrew B.Appleby,Famin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pp.133-168.）在稍晚发表的一篇关于英、法饥荒对比 的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法国从1630年至1709年遭受了严重生存危机时，英国“在这一 时期没有生存危机”。（注：Andrew B.Appleby,Grain Prices and Sub-sistence Crises in England and France,1590-1740.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XXXI X,no.4（1979），pp.865-867.）阿普尔拜开创性的研究得到了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课题组 更为详实的研究成果的印证。通过对英国人口死亡率的逐月分析，他们发现当法国、布 拉班特和苏格兰因欠收出现死亡危机（mortality crises）时，英国却没有类似的变化。 他们得出了同阿普尔拜一致的结论：“因此，17世纪中叶以前似乎有两个英格兰：一个 畜牧和边远的英格兰；另一个从事农耕但具有高度专业化程度的英格兰……”由于出产 谷物，加上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使得后者，即英格兰东南部较少受歉收的影响；前者 则相反。不过1623年以后英格兰西北部也摆脱了歉收的影响。（注：E.A.Wrigley and R .S.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nd,1989,pp.340-342，677-679.）阿普尔拜和剑桥课 题组的研究人员并不是最早得出这一结论的人，早在1662年一位名叫约翰·格朗特的人 就宣称英国死于饥饿的人极少。据他对伦敦近20年死亡登记的研究，在229250死亡人口 中，死于饥饿的不超过51人。（注：Quoted in Peter Laslett,The World We Have Lost:Further Explored.London:Methuen,1983,pp.126,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