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时代的社会并不是氏族社会，近年来中国学者已经就此点达成较多共识。但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各家表述不一，有的认为荷马社会存在一种国家形态，有的认为是酋邦。（注：晏绍祥：《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收入氏著《古代希腊历史与学术史初学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31页。）西方学者有关荷马社会的看法亦有分歧。芬利似乎认为，荷马社会是共同体（community），但占据核心地位的是大家族，其伦理也以大家族为核心。在家族之上，没有更高的统一体来界定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所以，荷马社会的共同体是一个自治的大家族的总和。（注：M.I.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London:Penguin Books,1991,pp.104-105.）朗西曼好像承认，polis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单位，但他认为，希腊的国家形成于古风时代后期。荷马时代的那些德莫斯，既非臣民，也非公民，politai一词只不过意味着他们是某一个polis的居民，还不具有政治意义，也就是说，polis还不是城邦。（注：W.G.Runciman,Origins of States:The Case of Archaic Greec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4（1982），pp.351-377.）唐兰接受了芬利的意见，否认荷马社会有氏族、胞族等血缘关系的组织存在，将荷马社会称为共同体，并从内部政治组织及政治动员方式入手研究，指出共同体中缺少固定的政治组织。政治动员的方式以领袖个人的魅力、能力为基础，是一种前国家形态。（注：Walter Donlan,The Structure of Authority in the Iliad;Walter Donlan,The Pre-State Community in Greece,both in The Aristocratic Ideal and Selected Papers.Wauconda,Illinois:Bolchazy-Carducci Publishers,Inc.1999,pp.237-248,283-303.）波斯奈认为，荷马社会的共同体是一种初级国家（minimal state），但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小国家，而是一种前国家形态，因为荷马的巴赛列斯表面上看像西欧的封建君主，但实际上那里没有起作用的政府，没有任何官僚的、集中的、有管理的国家；没有警察；没有基本的财政；没有税收、商业、道路和港口维护；没有档案和法庭，伊大卡甚至20年没有国王。所谓政府的功能，主要是保证内外安全、维护秩序、反击入侵和保卫共同体，而且这些活动大多以家族为单位进行，与共同体集体几乎没有关系。（注：Richard A.Posner,The Homeric Version of the Minimal State.Ethics,vol.90（October,1979），pp.27-46;与他观点接近的还有哈尔福逊，参看John Halverson,Social Order in the“Odyssey”。Hermes,113,Band（1985），Heft 2,2.Quartal,pp.129-145。）埃伦伯尔格一方面将希腊城邦的起源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如果不考虑我们很容易理解的演化过程的长期性与多样性，则构成本文标题的问题（即城邦何时兴起）的答案也许大致在（公元前）8世纪，”从而把荷马的polis和古典时代的城邦直接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他又将荷马的两部史诗区别对待，认为“在《伊利亚特》中没有出现城邦的任何迹象，而《奥德赛》显示出来了。”（注：Victor Ehrenberg,When did the Polis Rise?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37,后收入其文集，见Victor Ehrenberg,Polis und Imperium.Zurich und Stuttgart:Artemis Verlage,1965,pp.92-93。）安德列耶夫承认氏族制度在荷马时代仍是最重要的，但在荷马时代的社会中，贵族已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当时的社会，不一定是那些部落，而是共同体（Gemeind），是那种荷马称为demos和polis的共同体，古典希腊的城邦，正是从这些共同体发展起来的。（注：J.V.Andreev,Die homerische Gesellschaft,Klio,70（1988），SS.5-85.）
    不管上述学者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承认，荷马社会是某种形式的共同体。所不同者，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共同体仍是一种氏族部落公社，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氏族制度早已瓦解，占主导地位的，是某种国家形态，只是在国家发展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minimal state，早期国家或者城邦）。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仍将荷马社会作为氏族社会对待，将面临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在史诗中，通常所说的氏族、胞族和部落分别用genos、phretre和phyle几个词来表示。但实际上genos不具有氏族的特征，phretre也非胞族，phyle更不是血缘部落。（注：晏绍祥：《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第51-54页。）
    既然荷马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并非氏族部落公社，那就有必要寻求新的答案。早在1978年，卢斯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是公元前8世纪后期希腊世界的情况。对荷马来说，“他的社会学（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最重要的方面是，他认为polis是共同体组织的常态，不管是对外国人还是希腊人。我已经揭示出，他关于polis的观念在两个主要方面预示了古典时代的城邦：首先，它是一个由堡垒保护的政府中心；其次，对一个特定范围的人民来说，它构成了人们主要的居住地区。”（注：J.V.Luce,The Polis in Homer and Hesoid.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vol.78,Sect.C,p.15.）卢斯认为，荷马的polis和古典城邦也存在重大区别，polis在政治组织和法律体系方面不够正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原始性；国王、议事会和人民大会之间的平衡与后世的城邦有明显差别；法庭虽然存在，但司法的质量取决于国王和贵族，缺少非人格化的、有约束力的法律制度。（注：J.V.Luce,The Polis in Homer and Hesoid.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vol.78,Sect.C,p.15.）斯库里深入研究了荷马史诗中关于城市的程式化短语，认为荷马史诗虽然包含着从迈锡尼经黑暗时代到公元前8世纪后期的史实，但有两点是清楚的，“城邦的早期形式，如果说还处在萌芽时期的话，即使不是在此之前，至少在荷马所处的公元前8世纪后期已经产生。虽然两首诗中所描绘的是希腊历史上相互冲突时期的拼合，可是，如果新的城邦当时没有形成的话，那无论是《伊利亚特》，还是《奥德赛》，都不会是它现在的样子……polis比家族更加突出，因此，史诗的背景是当代的产物。”（注：Stephen Scully,Homer and the Sacred City.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90-91.）拉夫拉勃批评芬利将荷马社会的共同体视为自治大家族集合体的观点，“家族无疑具有头等重要性，是人们忠诚和认同的核心。可是，它排除对polis的忠诚或者认同吗？或者说它排斥对polis的义务感吗？”（注：Kurt A.Raaflaub,Homeric Society.In Ian Morris & Barry Powell（eds.），A New Companion to Homer.Leiden:E.J.Brill,1997,pp.622-623.）荷马时代的polis“当然不是古典和法律界定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但它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注：Kurt A.Raaflaub,Homeric Society.In Ian Morris & Barry Powell（eds.），A New Companion to Homer.Leiden:E.J.Brill,1997,pp.622-623.）。他提醒人们注意荷马polis的两个方面：公、私领域的分离与英雄伦理中存在的对城邦共同福利的关心。他认为这些事实表明，“荷马的polis确实是一个人类或者说是公民的共同体，因此，它就不仅仅是自治的家族的总和。”（注：Kurt A.Raaflaub,Homeric Society.In Ian Morris & Barry Powell（eds.），A New Companion to Homer.Leiden:E.J.Brill,1997,pp.622-623.）荷马所提供的资料证明，某种形式的polis是荷马社会的基本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