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在宗教领域公众也开始发挥作用。当特勒马科到达派罗斯时，正赶上当地在祭神。居民分成9队，每队500人，各自献祭9头公牛。（注：《奥德赛》，ⅠⅠⅠ，1-58。）祭神仪式结束后，举行的是全体派罗斯人的宴会。这种祭神活动是以全体派罗斯人的名义进行的，在其中起作用的也是派罗斯的人民。（注：B.Qviller,The Dynamics of the Homeric Society.In Irene J.F.de Jong（ed.），Homer:Critical Assessments,vol.2.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9,p.200.）因此，宗教也从原来可能由国王掌握，转到普通人手里。细读荷马的史诗可以发现，在荷马社会中，虽然不乏卡尔卡斯那样的祭司，但并没有专业的祭司阶层。至少是在对神意的解释上，各人有自己的主张。无论是在《伊利亚特》中，还是在《奥德赛》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阿家门农借口自己做了一个梦，声称那是神意，乃召开人民大会，假意宣布撤退，几乎导致全军大溃败。在特勒马科召开的人民大会上，哈利特尔塞斯借口有苍鹰飞过，警告求婚人早日离开奥德修斯家，否则将遭不幸。但遭到求婚人不客气的反驳。其他人如奥德修斯、涅斯托尔等人，也都在不同场合解释过神意，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专业祭司。神意解释权的下移，与后来完全由公民大会来解释神意虽有不同，但它毕竟表明，人民对神意的解释同样有一定的权力。
    最后，是军事制度的变化。公民兵制的形成，是希腊城邦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希腊重装步兵的兴起，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重装步兵革命的观点，把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发生的社会变革，和重装步兵的兴起直接联系起来。（注：如安德鲁斯：《希腊僭主》，钟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53页；P.Cartledge,Hoplites and Heroes:Sparta's Contribution to the Technique of Ancient Warfare,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77,pp.11-27.比较John Salmon,Political Hoplites?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77,pp.84-101。）因为在重装步兵制度下，人们注意的是整体配合和保护，而非个人英雄主义；强调的是彼此平等，而非军官的高人一等。此外，重装步兵作战，需要大量人员参战，这样，就把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员都吸收进军队中。伴随着他们加入军队，原来由贵族独占的保卫国家的重任，也转移到了全体公民肩上。（注：W.R.Connor,Early Greek Land Warfare,Past & Present,1988,No.119,pp.1-18；晏绍祥：《古风时期希腊陆上战争若干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90-91页。）所以，重装步兵的出现，是公民集体出现的重要标志。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人们通常认为，重装步兵的出现有一个过程，其装备也是逐步采用的，有关重装步兵作战的最可靠证据，是公元前7世纪上半期的齐格花瓶画。（注：Anthony Snodgrass,Hoplite Reform and History.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65,pp.110-122.）但普里彻特和汉松根据荷马史诗的有关描绘，认为重装步兵作战的方法，早在荷马时代就已经出现。（注：W.K.Pritchett,The Greek State at War,vol.4.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30-41;V.D.Hanson（ed.），Hoplites.London:Routledge,1991,pp.64-67.）虽然他们的观点没有得到普遍接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迈锡尼时代的职业军队，在荷马史诗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英雄们为首领、以全体士兵为主体的业余军队。这些人平时都是生产者，需要从事各种劳动，战时临时组成军队。荷马时代的战争，绝不会像荷马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只是少数英雄们表演杀人技巧和力量的场合，普通士兵在其中无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宙斯的后代阿克琉斯，还是特洛伊的统帅赫克托尔，都不曾脱离自己的大队，身边总有一些士兵追随。有些时候，类似后世重装步兵交战的情形，也确实出现过。（注：H.J.Van Wees,The Homeric Way of War:The Iliad and the Hoplite Phalanx（Ⅰ）。In Irene J.F.de Jong（ed.），Homer:Critical Assessments,vol.2,pp.221-238;The Iliad and the Hoplite Phalanx（Ⅱ），Greece & Rome,vol.41,1994,pp.131-155.）所以特尔西特斯批评阿家门农，“让我们坐船回家，留下他在特洛伊欣赏他的礼物，看我们对他有无帮助。”（注：《伊利亚特》，Ⅱ，237-238。）只是诗人站在贵族的立场上，不愿让我们看到战场上的这一面而已，从而把普通战士变成了供英雄们屠杀的炮灰。相应地，全体战士也都取得了参加人民大会的权利，其意见虽得不到充分尊重，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又可以成为某种压力，让那些自以为是的英雄们有所忌惮。
    上述事实表明，在荷马时代的polis中，贵族和国王因为政治和经济优势，享有比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因此使荷马的polis具有浓厚的君主和贵族政治特色。但另一方面，德莫斯虽然还没有成为古典时代城邦中的公民，但确实已经拥有某些非常重要的权利，正在向公民转化。“《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是非常政治化的诗篇，其中充满了由个人统治者、精英集团和更广大的人民团体作出决定、执行决定的例证。在诗篇中，共同体、特别是特洛伊和伊大卡的命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特洛伊城下的阿凯亚人营地就是一个按照政治化结构组成的共同体；奥德修斯对法埃西亚的访问，成为奥德修斯梦幻般游历过程中探讨政治秩序的机会。如我们在公、私事务的分离以及把私人事务排除于共同体讨论中看到的那样，共同体意识已经得到了高度发展。”（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London:Routledge,pp.150,6-7.）城邦作为公民集体的性质，显然已经引起荷马的注意。荷马并非历史学家，由于他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其描述不可能完全真实，其中包含着诗人的想像，而且因为史诗的口传性质，夹杂着不同时期的因素。同时，史诗所表现出来的，毕竟是一幅相对静态的画面。（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London:Routledge,pp.150,6-7.）因此，要说明荷马社会polis的特点，仅仅依靠荷马的记载显然不够，还必须利用考古发掘的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