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资料所反映的polis
    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世界的宫廷国家因为各种原因覆灭了。迈锡尼、太林斯、派罗斯等地的宫殿先后被摧毁，当地的居民逃亡到附近的山区或者高地上，聚族而居。但物质文明水平已严重下降，居民点较之过去减少；宫殿无法再修建；圆顶墓消失。墓中的陪葬品显示，社会严重贫困化；陶器风格趋向地方化；文字逐渐被遗忘。（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19.）雅典或许是个例外，虽受到外来入侵的威胁，但坚持下来了。在考古上的表现，便是她的陶器和墓葬一脉相承，没有中断。在阿提卡的个别地区，还有迈锡尼文明的遗迹残存。（注：保罗·麦克金德里克：《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晏绍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3-120页。）不过，当雅典重新出现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中时，那里根本没有迈锡尼社会相对发达的官僚系统。
    公元前11世纪，希腊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地方化，其典型表现就是陶器风格的地区性。在阿提卡西部，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残余迈锡尼陶器。从器型上看，虽然来自迈锡尼时代的先驱者，但一般不够大，装饰朴素，工艺也比较粗糙。在阿提卡以外的地区，陶器的风格和生产技术在大约50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发展。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比以前大为减少。在分析了有关考古资料后，奥斯邦指出，“我们所得到的一般印象是视野不断萎缩：没有大型建筑、没有多功能的陵墓、没有非人格化的联系，与外界的联系非常有限。在迈锡尼的体系崩溃后，事情似乎被降低到了个体的水平。这样一幅图景足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宫廷的灭亡，不仅政治体系，而且整个的社会和经济组织都瓦解了。个体的生存完全依赖他们自己的努力，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个人或者集团从其余的人口中榨取剩余产品……到（公元前）11世纪末，所有直接或者间接超过个人水平的组织好像都不可能存在了。因此整个情景让人丧气，在此之前所有组织的痕迹以及因组织产生的产品全部被清除了。”（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p.23-27,32.）问题在于，这样一种趋势在随后的大约两个世纪中不但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有加重的趋势。科德斯瑞在详细分析了公元前9世纪初希腊的形势后指出，孤立、贫穷是此时希腊的主要特色。（注：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London:Muthuen & Co.Ltd.,1977,pp.50-52.）在当时的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居民点数量急剧下降，从公元前13世纪的320个减少到前11世纪的40个，仅及两个世纪前的1/8。（注：A.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20.）在这些幸存的定居点中，几乎没有一个保持着以前的繁荣。据科德斯瑞，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的城市大概只有6个，它们分别是雅典、阿尔哥斯、伊奥尔科斯、伊阿里索斯、克诺索斯和勒夫坎地。即使是这些比较大的城市，可能也只是几个村庄的集合，还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城市。地方化的趋势，到这时更加严重了。墓葬极为多样，几乎没有两个地区是相同的。陶器也是如此。雅典的原始几何陶还能够在爱琴海地区、包括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及士麦尔那等地发现，但她的早期几何陶几乎没有出现在阿提卡及邻近的地区之外，连优卑亚地区也没有。就人口而言，以阿提卡为例，除雅典外，仅马拉松、厄琉西斯、索里科斯等有居住迹象，说明人口下降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惟一的例外可能是勒夫坎地。在这里的墓葬中出现了黄金装饰品、青铜器具、马骨等，表明其与外界、可能是近东地区有贸易往来。然而，“勒夫坎地的黄金不应让我们对其他地区仍然盛行的黑暗视而不见。在优卑亚以外的地区，这个时期一般的情况是孤立、褊狭，也许还有不稳定。除了阿提卡的几何风格外，此时几乎没有新的东西出现。从总体上说，内部的联系自公元前10世纪以来一直在恶化，与外界的联系稀少而又散乱”；“正是这一点使得黑暗时代对古风、事实上还有古典时代希腊的历史学家来说非常重要。”（注：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p.52;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32.）因为它逼迫希腊人在完全孤立的环境中重新学习有关政治的技术，可以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起步。
    但是，在这一片漆黑之中，也出现了一点光亮。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铁的使用，一是共同体的组织。就前者来说，虽然铁在青铜时代后期已经出现在希腊，但当时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贵重礼物或者礼器，在生产中没有得到应用。希腊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首先可能是在塞浦路斯完成的。塞浦路斯的铜矿蕴藏比较丰富，在某些铜矿中有伴生的铁矿。从公元前12世纪末起，塞浦路斯的铁刀等开始出口到希腊大陆。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以及其他地区铁矿的发现，铁器逐渐在希腊流行开来。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克里特和希腊大陆都先后进入铁器时代。以雅典为例，考古学家发现的17件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900年的武器中，全部是铁器。在别衣针中，铁质的将近80%，说明铁已经进入日常生活。（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p.26-27.）对世界历史来说，铁器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现在普通农民也买得起铁制工具。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业范围扩展到从前石斧无力对付的森林茂密区。这种廉价的新金属对欧亚大陆的军事平衡也有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不能像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以大量昂贵的青铜武器装备自己。但现在，铁矿几乎每个地区都可得到，每个村子的铁匠都能锻制比旧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注：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54页。）“在青铜器时代，青铜器是武器和礼器，是手工工具，是制造木石工具的工具，农器使用青铜是比较少见的。因而亚欧大陆青铜器时代的文明地区仅限于大河流域的冲积平原（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是例外），是广漠的野蛮世界中的孤岛。只有铁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工具才真正普遍金属化。由此氏族关系、公社外壳再也不能成为限制小农活动的藩篱，小农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山林大辟，耕地大增，农业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亚欧大陆文明地区连成一片，并且有‘丝绸之路’作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注：胡锺达：《胡锺达史学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9页。）对希腊来说，铁器的使用同样意义重大。虽然希腊没有成片的森林和草地需要开垦，但可以肯定的是，青铜时代的希腊农民，因为无力摆脱对宫廷金属的依赖和保护，难以取得独立地位，因此宫廷控制了社会和经济。如今，由于铁器的使用，农民不再需要依赖某宫廷或者领袖满足他们对生产工具的需要，可以独立地从事农业生产，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那一个个的小共同体，也不用为了获得某些贵金属，屈服于金属提供者。在这个意义上，拉埃提斯的形象具有特殊意义。虽然他的生活异常艰苦，但毫无疑问，他经营着自己的农场，过着独立的生活。在生产上，他不需要向任何人求助。正是这些人成为后世希腊城邦公民的主体。（注：V.D.Hanson,The Other Greek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p.47-91.）由这些人组成的共同体，当然也可以不依赖于任何更高的统治者，独立地存在和发展。它们应当就是荷马所描写的polis的原型。虽然不能说这些共同体一定能够发展成城邦，但至少有了向城邦发展的基础。旧制度的崩溃，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的来临，让希腊走上了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历史发展道路。（注：陈隆波：《城市、城邦和古代西亚、北非的早期国家》，《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晏绍祥、罗静兰：《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论初期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黑暗时代希腊出现的另一个闪光点，是共同体的组织。这些共同体和迈锡尼时代的宫廷国家不同，面积都比较小，人口也不多。居住地超过1平方公里的共同体都很少，如前所述，在整个希腊大陆和克里特仅有6个。即使是这6个大的定居点，无论是其人口，还是其掌握的财富，都不能与迈锡尼时代的宫廷国家相提并论。（注：斯诺德格拉斯估计，勒夫坎地的人口大概在15-25人之间。其他的定居点人口可能也不会多。见A.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p.18。）勒夫坎地的墓葬是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最豪华的，大约45米长，10米宽，考古学家从其中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尊青铜容器，一支铁矛尖，一把铁剑。另一座墓的墓主为女性，陪葬更少，仅有一些装饰品而已。此外，考古学者还发现了4匹殉葬的马。其规模和陪葬品，如果与迈锡尼的阿特里乌斯宝藏或者克吕太涅斯特拉宝藏比较，不免寒酸。（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41；保罗·麦克金德里克：《会说话的希腊石头》，第55、6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