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座墓葬提供了一些有关当时社会的信息。首先，在那样一个普遍贫穷的时代，能够修建起超乎寻常的陵墓，说明已经有人能够利用某种力量和技术，强迫其他人为其服务，所以是某种权力的标志，也说明共同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其次，墓主能够用4匹马殉葬，表明他比较富有，能够养马本身就是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第三，这种特殊的墓葬，好像是专为社会上层人物准备的。既然如此，理应同时存在穷人的墓葬。由此可以推测，共同体成员相互并不是完全平等的。第四，墓中出土的某些物品，特别是金属制品，可能并不是当地的产品，而是从外地、很可能是西亚进口的，说明优卑亚地区在普遍孤立的状态下，仍然和西亚保持联系。这种联系，恐怕也不是单个人能够做到的，需要一定的组织。如果说它们是由当地生产的，那可能意味着当地已经有手工业工人存在。如此，则说明当时已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工。最后，墓葬存在的时间不长，表明权力体系尚不够完善，缺少制度化的保障，权力不是在某一个家族中长期保持的。所以与荷马所描写的巴赛列斯的地位有不少相似之处。（注：晏绍祥：《荷马时代巴赛列斯的权力基础》，《史学集刊》2002年第2期。）迈锡尼文明灭亡后的共同体，一方面保留了科层分化，另一方面显示出家庭试图将地位世袭传承的企图。到公元前9世纪末，“有迹象表明，希腊大陆上的共同体开始组织起来。在选址上，在接纳的成员上，在家庭的分化上，在物质财富差别的展示上，墓葬都表现得更有次序和更富于规定性。”（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p.43-44，51.）而在爱奥尼亚，士麦尔那已经于公元前9世纪中期修建起最初的城墙。这或许意味着，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士麦尔那人已经具有自己作为一个集团的情感，因此修起城墙，把自己与其他人分离开来。用科得斯瑞的话说，“这是目前已知的希腊城邦最早的要塞。”（注：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p.50.）
    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发生的变革更加明显。这一时期墓葬、定居点的数量明显增加。在克里特西北，公元前10世纪到前9世纪的墓葬仅两处，定居点仅1个。公元前8世纪，墓葬增加到5处，定居点增加到3个。在克诺索斯，人们开始打井。在伯罗奔尼撒，“是公元前8世纪后期，而不是公元前9世纪，让人们看到了人类活动剧烈增长的证据。”在阿提卡，定居点从公元前9世纪的15个增加到公元前8世纪的50个。成人墓葬的数量，公元前9世纪大约每年一例，公元前8世纪后期达到每年2.5例。（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p.70-74.）斯诺德格拉斯提供的图表证明，人口数量在公元前10世纪到前9世纪一直比较平稳，但在公元前8世纪，其增长突然加快，而且这种增长不是个别地区、而是全希腊的现象。因此，他将这一现象称为公元前8世纪的人口爆炸，并将其与希腊城邦的形成联系起来。“随着定居点数量的增长，它们之间的联系更加容易和经常；新思想传播的范围更广；变化速度加快。随着那些定居点规模的增长，更大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变化几乎成为必须。当共同体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扩大一倍时，原来那种在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家庭支配下，以及实际上存在的由当地统治者、偶尔由某一较大集团组成的人民大会做出决定的做法，变得难以运作。人们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源；需要建立新的住房甚至是新的定居点。在集体的记忆中从未出现过的问题，现在摆在了面前。人们需要做出一些影响深远的、有时是困难的决定。原来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集体的生存，现在被一些更深远的考虑所代替。人们需要组成更加紧凑、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注：A.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pp.19-24.）虽然现在的研究表明，斯诺德格拉斯的观点不无可以商榷之处，因为希腊的人口增长，可能比公元前8世纪要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到公元前8世纪，享有某些政治权利的人大量增加。（注：Ian Morris,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29ff.）于是，相邻的地区被统一在一个城市周围，农业取得主导地位，小农经济复苏。人口过多的地区，则以向外殖民的方式，将多余人口外迁，以保持人口和土地相对稳定、恰当的比例。公民权从此与土地占有联系起来。为增强凝聚力，这些共同体确立自己的保护神，并修建神庙，所以，公元前8世纪在希腊许多地区出现了永久性的神庙建筑，有些规模还相当大。与神庙建筑同时兴起的，是献纳给保护神的祭品大量增加。保护神和神庙建筑的出现，意味着共同体权力的强化。而其献纳品的增多，说明贵族开始把注意力从自己的家族转向更加广大的组织--共同体。所以，个人墓葬中的陪葬品数量逐渐减少，而且趋向平民化。以雅典为例，公元前800年以后，在墓葬数量增加的同时，火葬取代了土葬；陪葬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下降，金器仅在几个墓葬中出现。公元前7世纪的墓葬中，陪葬品都非常平常。“到公元前675年，绝大多数大陆和岛屿上的遗址都拥有巨大的、统一的墓地，它们位于城外的大路边，没有豪华的遗迹。陪葬品很少，金属消失了。如果能够在古风时代的墓葬中找到二件到三件陶器，就已经非常令人兴奋了。”（注：Ian Morris,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Words and Things in Iron Age Greece.Oxford:Basil Blackwell,2000,p.287.）墓葬区不再出现在定居点内，而集中到周边地区。这也许是城邦本身禁止富人们如此。于是，富人转而向神庙和圣地献纳大量祭品。“对神灵公开表现出慷慨总是模棱两可的，它可以是为了创造共同体，为了共同的福利，也可以是为了个人，创造出一种等级化的荣誉。”表现出一种中庸意识。（注：Ian Morris,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Words and Things in Iron Age Greece,p.277.）而墓葬向外迁移，也表明城邦的权力逐渐得到认可。因为共同体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为防止敌人入侵，一些共同体开始修建环绕全城的城墙。城墙的出现，显然是城内的人想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暗示城墙内的人自我认同为一个整体。同时，要修建这样规模的城墙，显然非一人或一家能为，必然集中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所以也提示国家本身活动的增加。（注：A.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pp.24-48;Helle Damgaard,et al.,Urban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9[th] to 6[th] Centuries BC,pp.9-142;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p.81-104.）随着希腊和外部世界联系的加强，希腊人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意识增强了。他们借鉴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字母文字，（注：现在的证据暗示，黑暗时代的希腊也许不是完全不知道文字。但希腊人比较广泛地使用文字书写，最早应当不超过公元前8世纪。见Ian Morris,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Words and Things in Iron Age Greece,pp.262-267。）发掘自己的英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基于上述事实，或许可以接受这样的结论：“总体上看，男性公民共同体远离了外在的权威资源。神灵被安全地放置在它们的圣地中，死者则在墓地中。宇宙是非连续的。巨大的鸿沟把城邦和英雄的过去、奇异的东方以及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分割开来。在共同体内部，对本地出身的男性之间区别的抨击与该集团内部日益严格的界限，即公民和妇女及物化奴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严格。这样，一种不同的古典城邦文化被创造出来。”（注：Ian Morris,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Words and Things in Iron Age Greece,p.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