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英国“过渡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现了财富占有不均现象,16、17世纪的人口 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可以缓解贫 困问题的条件和因素。其中有些是技术方面的,比如阿普尔拜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较早 地摆脱16、17世纪的生存危机,主要是因为英国扩大了春播作物,如燕麦、大麦的播种 面积并提高了它们的产量。由于不受或较少受冬季气候的影响,春播作物的价格稳定。 因此,当越冬作物小麦和黑麦因严冬歉收时,穷人可以靠价格低廉的、平时只用作马饲 料的燕麦、蚕豆和豌豆度过饥荒。因此,阿普尔拜说:“在法国,穷人由于过高的价格 完全从谷物市场上被排挤出去,因而他们挨饿;英国穷人则以相当合理的价格得到可替 代谷物,因而,他们既没有挨饿,也没有死于与此相关的营养不良。”(注:Appleby,Grain Prices and Subsistence Crises in England and France,1590-1740,pp.883 ,879.) 阿普尔拜提出的技术原因无疑是重要的,但生产的发展,尤其是生产的实质性发展- -劳动生产率提高可能意义更为重大。费边主义者似乎认为社会财富的总量是固定不变 的,因此一部分人之得必然是另一部分人之失。事实并非如此。在经历了中世纪晚期的 “封建主义危机”之后,领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减轻,(注:Bruce M.S.Campbell andMark Overton eds.,Land,Labour and Livestock.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r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p.36-37.)与此同时,在大陆欧洲发展起来的直 接税,如法国的人头税(taille),并未在英国出现。英国的税收是以补助金名义征收的 ,是非常规性的,而且税率也很低。(注:C.G.A Clay,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England 1500-1700,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p.78;W.G.Hoskins,The Midland Peasant: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Leicestershire Village.London:Macmillan,1957,p.177.)因此,相当一部分农业剩 余保留在直接生产者--农民手中,它们往往被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投入到农业再生产之 中。16、17世纪的英国农民比他们中世纪的前辈拥有更多牲畜。马克·奥弗顿和布鲁斯 ·M.S.坎贝尔利用2000份庄园账簿、3000份遗产清单对混合农业发达的诺福克郡进行了 量化分析,发现14-17世纪该郡单位面积上的牲畜密度翻了一番。(注:Overton and Campbell,Norforlk Livestock Farming 1250-1740: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norial Accounts and Probate Inventories.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1 8,4(1992),pp.377-396.)在莱斯特郡的威格斯顿村,普通农户有3匹或4匹马,它们被 用于拉车、犁地和耙田。该村首富威廉·阿斯特尔有12匹马、20头牛和100只羊。(注: Hoskins,The Midland Peasant,pp.158-159.)农民还投资于改良土壤、兴修水利等方 面。 早在1967年埃里克·克里奇就指出,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如草场一耕地轮换、水灌草 地、排干沼泽、人工施肥、选种以及引进代替休耕的肥田作物等,英国农业在组织形式 尚未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尽管他的某些具体观点,如由于过 分强调16、17世纪的“农业革命”而贬低18、19世纪的农业进步,在学术界引起争议, 但他对于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基本估计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注:See R.B.Outhwaite ,Progress and Back-wardness in English Agriculture,1500-1650.Eco-nomic History Review,2nd ser.,XXXIX,i(1986),pp.3-5.国内学者多对克里奇的16、17世纪 “农业革命”论持有保留的肯定态度,如王晋新教授认为16、17世纪英国农业的变化尚 属于“增长”层面的变革,并不具备克里奇认为的“农业革命”性质,但它为17、18世 纪“发展”性新型农业的形成和18世纪下半叶的农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参见王晋新《深 刻而全面的经济变革--论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经济》,载侯建新主编《经济-- 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9-240页。)C.G.A.克莱 在1984年出版的一部带总结性的关于16、17世纪英国经济史的教科书中写道,根据诺福 克和萨福克的资料,估计英国小麦的亩产量从15世纪的8-9蒲式耳上升到17世纪后期的 14-16蒲式耳,增长了75%左右。大麦和燕麦上升的幅度可能更大。加上其他因素,如 改两田制为三田制、引进肥田作物等,16、17世纪英国农产品总量增长了两倍半以上。 (注:Clay,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England 1500-1700,vol.1,pp.1 37-138.)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家在克里奇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他们将 “生产率”区分为“土地出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两类,认为16、17世纪英国农业进 步的主要表现还不是土地出产率,即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的增长,而是农业劳动者人均 生产粮食数量的增长。G.克拉克根据统计资料,对1300年和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劳动 生产率进行了比较,发现在此期间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均净 产出指数由0.38上升到0.95,远远高于同一时期的欧洲大陆国家。克拉克认为这一变化 主要发生在1600年之前。(注:Gregory Clark,Labour Productivity in En-glish Agriculture,1300-1860.In Campbell and Overton(eds.),Land,Labour and Livestoc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p.212-213.)罗伯特·C.艾伦持类似 看法,他认为英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农业革命:一次是17世纪“约曼的农业革命”,另 一次是18世纪“领主的农业革命”,即圈地运动;无论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在提 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前一次革命的影响都远远大于后者。(注:Robert C.Allen,Enclosure and the Yeom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p.13-19.) 由于资料的限制,克拉克选择的比较对象是19世纪中叶,而不是他所要强调的16、17 世纪。因为13、14世纪英国有大量庄园账簿,19世纪有丰富的官方和非官方调查报告, 这两类资料可以用来计算当时劳动投入和产出的比例,但在16、17世纪类似的资料却极 为有限。正因为如此,克拉克和艾伦的估计是可存疑的。事实上,马克·奥弗顿就坚持 认为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发生在18世纪,尤其是18世纪中叶以后。(注:Mark Overton,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 996,pp.7-9.)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资本和技术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如 在16、17世纪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英国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注:Mildred Campbell,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New York: Augustus M.Kelley Publishers,reprinted in 1968,pp.207-208.)16、17世纪的英国 农民,尤其是“约曼”农经营的土地面积远远大于中世纪的小农,有利于劳动力充分使 用,减少隐性失业;(注:Campbell and Overton(eds.),Land,Labour and Livestock, p.37.)宗教改革废止了中世纪频繁的宗教节日及其庆典活动,使得生产者可用于生产活 动的时间大大增加。(注:Walter,The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88.)当时人已意识到在他们生活的年代生产率有很大提高。威廉·哈里森在 《英国叙事》中写道:“毫无疑问,它(指英国土地--引者注)就在我们亲身经历的日 子里变得比过去丰产的多,因为在获取的推动下,我们的农民变得比过去更能吃苦,更 有技巧和更加细心”。(注:Harrison,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p.432.) 英国财富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新兴的社会中间阶层,如约曼农、独立的手工工匠、中 小商人,但普通民众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注:Gregory Clark,Productivity Growthwithout Technical Change in European Agriculture before 1850.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XLVII,no.2(1987),p.420.)16、17世纪英国雇佣工人的实际收 入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有迹象表明并不太低。16世纪前期考文垂雇工的日工资 最低不低于3便士,木匠帮工的日工资为10便士,菲西安-亚当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 考文垂的实际工资水平,“至少足以使雇工生活保持在高于真正的生存贫困线以上,帮 工生活则远远高于生存贫困线”。(注:Phythian-Adams,Desolation of a City,pp.13 3-134.)17世纪末已经有人抱怨英国雇佣工人工资太高,以至于影响到该国的制造业。 (注:A Bristol Merchant Discourses on the Merits of High Wages,1695.In Thirsk and 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p.321.)已故雇 工的动产清单表明当时部分雇工是富裕的,比如16世纪60年代去世的莱斯特郡雇工理查 德·斯潘塞遗留下来的动产价值达32英镑18先令8便士,其中18英镑零6便士是别人欠他 的债务。他有一处茅屋及其周围的3-4英亩地;此外,他还有在公用地上放牧的权利, 他在那里养了20只羊、6头牛,还有2-3头猪和6只母鸡。(注:W.G.Hoskins,The Midland Peasant,p.174.) 除生产发展外,当时人对贫困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政府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济贫措施是 “过渡时期”贫困问题得以缓解的另一重要因素。贫困在中世纪早已存在,但一直未引 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与罗马天主教的影响有关。在中世纪贫困被看作是一种“神圣状 态”,穷人被看成是“上帝(受难)的肢体和他本人的代表”,是“上帝的嗣子”,“上 帝的至爱”。(注:Quoted in Michel Mollat,The Poor in the Middle Ag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6,258-259.)受贫困崇拜思想的影响,中世 纪的欧洲出现了一批自愿贫穷者--托钵僧和职业乞丐,他们走村串巷,以乞讨为生, 成为当时欧洲一道奇特的风景线。罗马天主教还宣称施舍可以洗清人的罪,因此,贫困 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清除的,因为它为成千上万渴望拯救的人提供了施舍的对象--穷人 。 这种状况在15、16世纪发生了变化。由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贫困问题变得 比以往更加严峻,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它。当人们用世俗的眼光重新审视贫困时,它没 有了以往神圣的光彩。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认为贫困有损人的尊严,阿格里帕·道比涅说 :贫困“使人丢人现眼”(注:Quoted in Michel Mollat,The Poor in the Middle Ages,p.256.)16世纪上半叶,当受到人文主义熏陶的英国人突然“发现”他们面临的贫 困问题时,反应尤其强烈。黑尔斯惊呼:“贫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过”。(注:Quoted in Whitney R.D.Jones,The Tudor Commonwealth 1529-1559.London:The Athlone Press,p.110.)英国人文主义者还将贫困与社会动乱联系起来,弗朗西斯·培 根在《论叛乱和动乱》时说:“叛乱之源有两种:多贫与多怨。有多少破产者就有多少 动乱拥护者,这是确定无疑的。(注:Francis Bacon,Collected Works of Francis Bacon,vol.VI:Literal Works.London:Rontledge/Thoemmes Press,1996,pp.408-409. ) 从16世纪20-30年代开始,英国的市政官员、慈善家就尝试解决贫困问题的各种途径 和方法。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英国政府于1598年、1601年颁布了著名的《济贫法 》。通过征收济贫税并在基层堂区设置济贫官员,从而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济贫制 度。1793年,兰开夏郡首席治安法官托马斯·巴特沃思·贝利自豪地说:“在这个世界 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穷人得到过像我们这里如此充足的供养。我们每年都征收数额巨大的 资金,用于养活他们……”(注:I.R.Christie,Stress and Stability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97.)贝利的说法并非 夸张。据估计,1783-1785年间英国年平均用于济贫的开支占国民总收入的2%,领受救 济的穷人达到总人口的10.9%,(注:Paul Slack,The English Poor Law 1531-1782.London:Macmillan,1990,p.30.)足以覆盖英国生活在生存标准线以下的穷人。 看来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远没有以往史学家描述的那样严重。尽管英国在这一时 期经历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但由于生产发展以及近代济贫制度的建立,使可能出现的 严重贫困问题得到了缓解。费边主义史学家在论述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同时强调 “过渡时期”的不平等,后世的史学家力图展现这一时期贫困的真实状况,而关注贫困 问题的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更是将这一话题拉得更远。也许贫困问题并不在于贫困 本身,而在于人们对社会异质性的敏感。 注释: (24)William Harrison,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8,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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