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骑马民族的反复冲击
    从人种和语言上划分，最原始的游牧民族主要有三大支：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阿尔泰语系的蒙古利亚人和闪含语系的闪米特人。游牧民族形成以后，便主要生存于广袤的欧亚内大陆和西南亚的干旱地区。他们以“落”（二三户为一落）的方式，散布在茫茫的大草原上，过着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全部财产可以随身带走的简朴生活，而且还必须按季节在冬季和夏季的牧场之间不断地游动，游牧距离常在1000公里以上。只有在冬季或发生天灾人祸之时，才聚成“部”，“部”的大小不一，少则数十数百户，多则成千上万户。由此也就形成了与有根的农耕文化截然不同的轻土重财、游荡成性、四海为家、随遇而安等的无根特质。
    由于放牧主要靠个人的能力与智慧，独自面对大自然的肆虐，鹰、狼一类食肉猛兽的袭击或邻人的劫掠，便锻炼出他们强壮的体魄，彪悍的性格和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英雄精神，形成游牧文化的又一特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强权思想，以及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私有观念和相应的个体私有制度。
    在农耕社会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形成国家，而分散的、与世隔绝的游牧民族，却始终处于没有文字和历史、没有什么年代变化和地域差别的单一同质状态。直到他们终于面对农耕文明积累起来的丰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时，才痛感自己的寒酸与落伍。加之周期性旱灾的胁迫，便使他们如影随形一般地与农耕文明形成了不解之缘。大约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由于发生了世界性超大规模旱灾，便进一步致使游牧民族化为江上波夫所谓的“骑马民族”，开始进行以农耕社会为目标的大迁徙和大掠夺。
    游牧民族所发动的掠夺战争，从时间上说要比农耕社会的兼并战争要晚。就其性质而言，则是一种集贸易、掠夺和殖民三位于一体的、基于天时和力量对比的随机性外拓型战争。具体地说，就是：在风调雨顺或农耕社会相对强盛之时，他们大抵安于相互间的和平共处与“双边贸易”，至多进行一些随机的局部性骚扰；一旦发生天灾人祸或农耕社会相对衰败之时，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扑向农耕社会，不断地进行掠夺和殖民。既然战争的主旨在于掠夺和殖民，他们便如蝗群般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因而胜负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往往不是将帅的谋略，而是勇士们的彪悍、勇敢、机敏和相互间的默契配合。为了造就这样的勇士和调动他们的战斗积极性，军事集团的首领们又实行以敌人的首级论功行赏、战利品归个人所有、把战死者尸体运回便可尽得死者的财产，以及偷一罚十、一夫多妻和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剩余等一系列鼓励强权的政策，进一步将他们塑造成以“男人的天堂在马背上和女人的胸脯上”一类格言为人生观，拿杀人放火当家常便饭，视马革裹尸为寿终正寝的亡命徒。
    由这样的亡命徒构成的、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军事集团，很难形成农耕社会那种精神和伦理的权威。为了使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和“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就必然实行军事民主制，即平时，统治集团的首领必须定期召集会议，举行国家庆典或商讨国事；战时，则必须发扬军事民主，而不能独断专行。建立国家之后，君主也须接受贵族会议和公民会议的制约与监督而很难实行独裁。尽管骑马民族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民主”，但毕竟开了人类社会民主制度之先河。
    面对各方面的条件皆优于他们的农耕社会，他们实行全民皆兵的战略，刻意推崇尚武精神，连少女儿童也都个个骁勇善战，如萨尔马特（Sarmatians）人，甚至形成妇女须杀死数名敌人后才能婚配的习俗。而半是蒙古血统、半是欧洲血统的斯基泰（Scythia）人则在女儿初生时，母亲即用铜烙铁烙其右乳，为了发育时滋生右乳之经血可集中于右肩及右臂，以便挽弓射箭。他们的男子，生活即战斗，战斗即生活。对俘虏的敌人，鲜血就是饮料，人头就是酒杯。凡其行经之处，遇人即杀，遇物即毁。[1]（上，P344注、P343）而匈奴人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2]（上，P316）在这种“全民皆兵”的基础上，又以军事贵族为核心，联合各个游牧部族，组成精悍的军事集团，依靠战马的优势，采取快速机动的运动战，来对付貌似强大却外强中干，并且由于根的羁绊而注定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农耕国家。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扮演了“食腐兽”的角色。
    游牧民族的大迁徙主要有三个源头：一是分布于西南西伯利亚、哈萨克和南乌拉尔地区的印欧人，二是西南亚阿拉伯半岛的北支闪米特人，三是分布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大约自公元前三千纪初叶以降，这三个源头，便有如三个活火山口，先后一批批地向农耕世界“喷发”游牧民族部落的“熔岩”，掀起三次历时长久的大规模迁徙和冲击浪潮。
    第一次大迁徙主要是印欧人和闪米特人。大约从公元前三千纪初开始，阿拉伯半岛上的闪米特人便如涨潮时的海浪一般，一波接一波地对埃及和苏美尔这两个农耕文明社会进行劫掠和入侵，并在两河流域先后建立了苏美尔·阿卡德、古巴比伦、亚速、新巴比伦、腓尼基、巴勒斯坦等一系列国家和王朝。大抵与闪米特人同时，欧亚内大陆西南部的印欧人，也先后朝三个方向迁徙：东至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西北边境；西至多瑙河流域、巴尔干半岛、希腊半岛、亚平宁半岛，直至大西洋边；南至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和小亚西亚。南下的印欧人，与从西南亚北上埃及、西亚和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又形成南北夹击、犬牙交错的局面。印欧人在其迁徙过程中，不断与当地人融合，先后建立了印度吠陀文明、安息帝国、赫梯王国、依兰和米底王国、波斯帝国、迈锡尼文明、古希腊文明、罗马帝国……从而造成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大动荡、大战乱和大融合、大发展。第二次大迁徙主要是阿尔泰语系的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和拓拔诸部落，他们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以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为源头，主要对中国的农耕社会进行冲击。后来由于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西进，又引起前后持续两个多世纪的欧亚民族的大迁徙。第三次主要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人，他们以蒙古高原为源头，从1219年秋开始，由东向西横扫欧亚大陆，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建立了空前辽阔、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
    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便常常有如沙上建塔--虽然好似夏日的狂风暴雨般地所向披靡，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建立起一个又一个跨民族、跨文化的大帝国，却往往又有如夏日溶冰般的稍纵即逝。正如英国著名作家赫·乔·韦尔斯所概括的：“定居、游牧民的征服、同化、新的征服、再同化，这种更替现象，是这段历史的特征。”[3]（P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