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据有关的文献记载，角斗表演中的女性并非来自特定的社会阶层。与男角斗士类似，她们并不受出身和地位的限制，可以是奴隶，也可以是自由人；可以是穷人，也可以是富人；可以是战争的俘虏，也可以是志愿者。
    就奴隶而言，她们显然没有决定是否做角斗士的权利。只要她们进入拍卖场，就极有可能被卖到角斗士学校，原因要么是她们看上去很有角斗潜力，要么是具备一定的战斗技能，要么就是相貌出众或者极其独特。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成为女角斗士的女奴也没有民族的限制，甚至我们现在已无法弄清她们到底来自帝国的何处，原因是女角斗士的墓志铭没有为我们提供有关她们国籍的任何线索，而且她们又大多墨守陈规地选择了发音与女英雄相似的名字。但她们作为奴隶的身份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她们往往将获得自由作为角斗成功的回报。据推测，她们极有可能是从一个或多个与罗马帝国敌对的民族中俘虏过来的，比如具有悠久作战传统的大夏人，他们的顽强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奴隶命运被图拉真纪功柱真实地描绘出来。来自这些被征服民族的女角斗士，从一名奴隶到赢得观众的喝彩，再到获得最终的自由，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和致命危险的角斗士道路。在古罗马人看来，女奴成为女角斗士，极有可能是女奴遭遇了复仇女神（也是角斗士的护佑女神）的“恩惠”，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被这个职业俘获。作为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综合体的复仇女神（又名命运女神），常常不被视为一个报偿的使者，而被看作一种改变命运的力量，女奴们将自己卑微的命运托付给这个女神以寻求转机，希望通过角斗来获取自由。
    除此之外，阿契里亚和阿马桑的经历也给予了女奴们无尽希望，它暗示作为角斗中的佼佼者同样享有明显的好处--角斗士的所有者（或训练者）往往竭尽所能地保全她们的性命，以图获得更多的财富。大量的史料也表明，越是优秀的角斗士，越享有较高的名望，越能给所有者带来实际价值，也越能让她摆脱危险的境遇--每年只需要参加一两场正式的角斗比赛。如此一来，这一类角斗士就有相当大的可能幸存下来并聚集到足够的财富、组建家庭，甚至死后能在墓室里埋下熠熠发光的财宝。同样地，有相当一部分女角斗士通过自己的勇气和技能获得难以估量的财富和自由，就像阿契里亚以及她的同伴阿马桑那样的。
    客观说来，女奴往往是被迫进入角斗士行列的，令人费解的是，出身自由甚至高贵的女性又是缘何加入这一行列的呢？她们为数不多，但影响甚巨，且其行为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众所周知，在古罗马社会中，角斗士是低贱中之最低贱者。自由人进入角斗士队伍往往被视为玷污门庭的极端行为，难怪当时人会对她们大加猜测，就连一些讽刺诗人和作家也对她们极尽嘲讽与奚落。尽管如此，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中还是不乏自由女性从事这一行业。
    巨大的财富和显赫的名望，对贫穷的自由人也同对奴隶一样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就一般的情况而言，若不是为了清偿债务或为生计所迫，她们也不会踏上角斗士之路。正如唐纳德·G·凯勒在《古罗马的死亡场面》（Spectacles of Death in Ancient Rome）一文中所说，那些“债务、绝望或错觉的受害者，或‘契约’角斗士……以指定的酬金、福利或抛头露面的机会为条件将自己出卖……签订和约，然后宣誓。”他又指出，“一些人有可能是出于杀戮欲和对战斗的热望而加入角斗士行列……或是为了钱和名望而放弃自己的自由接受角斗士卑屈的地位，但大多数都是在拿生命和利益赌博。”[5]尽管自由人沦为角斗士奴隶（在拉丁文中，这类角斗士被通称为auctorati）的比例，我们仍然很不清楚，但从墓志铭和纪念碑上提供的证据来看，虽然奴隶是角斗士最大的来源，但仍有为数不少的贫穷的自由人。
    对于一般自由人或贵族女性而言，她们的情况就应另当别论了。她们受公元前91年的意大利“同盟战争”的恩惠，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因为在战争结束以后，所有意大利人都获得了罗马公民权”。[6]但实际的情况是，“在罗马社会中，妇女、儿童和被释放的奴隶尽管在法律上都是自由人，但他们都处于各自独特的、依附性的社会地位中。”[7]（P57）作为公民权载体的各类政治权利也与古罗马妇女无缘，她们的“政治地位是如此有名无实，以致于我们不得不怀疑她们是否是罗马的公民。”[8]在家庭中，妇女先受父亲的严格管束，结婚之后又受夫权的强力节制；她们不能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不能具备太多的知识文化；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不享有对孩子的抚养权和对财产的所有权；要坚守妇道，恭顺贤良，勤持家务，相夫教子。在社会生活中，她们被严密监控于男性亲属共同营造的网络里，即便只是正常的外出，也往往需要获得监护人的许可。总之，在父权制度下的罗马社会，妇女失去了她们应有的光辉。尤其是贵族或上层妇女，她们完全依附于父亲或者丈夫。为了家族的利益，她们必须生养更多的子女，比下层妇女丧失掉更多的平等权利。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公元前195年古罗马妇女集体抗议奥庇安法（the Oppian Law），在这次运动中，妇女们为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首次提出了政治要求，并在多年的努力后终于将该法废除。此次运动是对罗马男权社会的一次巨大冲击，它使得罗马妇女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开启了古罗马妇女地位转变的先河。自此以后，各阶层妇女开始冲破樊篱，在社会各领域崭露头角。在文化领域，一大批具备知识、才华横溢的妇女出现。比如著名改革家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纳利亚；在经济领域当然也不乏人才，诸如普林尼财产主管庞培娅·塞利瑞娜；在政治领域，叙利亚总督披索的妻子普朗西娜就是典型代表。[9]（P58）在家庭和社会领域，她们逐渐摆脱传统的束缚，开始为自己争得婚姻的自主权。西塞罗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妇女赶在丈夫去外地回来之前获准了离婚，这么做的理由只是因为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4]（P34）另外，妇女不再被排斥在家庭财产之外，基本上取得了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部分妇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迈出了投身角斗士行列的一步。
    “所有的古代作家都以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作为道德规范和社会传统转折点的标志，也是古罗马妇女解放开始的标志，这不可能是偶然的。”[4]（P42）战争使大批男子战死疆场，家产落到了妇女手中。随着财富增加、奢侈品输入，妇女的性格和观点也不断发生变化；新的财富和机遇给社会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予了妇女展示才华的天地，它对妇女个性和意识的影响都非常大。处在这样一个地位上升时期的妇女，彻底背离社会习俗和传统的所谓“离经叛道”的行为也纷纷出现，其中自然不会少了自愿加入女角斗士行列者。随着帝国时期个人逐渐从传统道德和社会需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个性张扬开来，古罗马人尝试着放弃婚姻，追逐个人的理想和安逸，妇女大量沦为妓女，女角斗士也不失为独身女子的又一条出路。
    如果我们把上述家庭社会因素考虑在内，那么，自由或贵族妇女进入角斗士职业就不再只是出于低贱卑微的想法，她们有着对家庭和社会的无奈，甚至还有着对自身理想的执著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