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由于显著的文学成就，在金代文学史上占有举中轻重的地位。其实，元好问的诗，不只是文学性的，而且是史诗；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与其深厚的史学功底是分不开的。本文试对元好问寓史于文，在史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加以论述。
    元好问所处的金朝，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称于史的王朝。元好问所处的时代，是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交错移植的时期。金代在史学上最大的贡献是对金朝当代史文献的搜集汇编，把女真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活动与典章制度，纳入“中国史”的史册，为元人写金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完成了此阶段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延续。“金代文物，远胜辽、元”①，史家称颂金朝“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元所及”。元好问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所撰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论述，都寓史于文，对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元好问对中原文化的传播，对金代百余年历史典籍与诗词作品的保存流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定的地位。
    一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系唐朝著名诗人元结的后代②。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诗文之熏陶。其父元德明，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喜爱杜诗，推崇苏（轼）、黄（庭坚）。其继父元恪，历官掖县、冀州、陵川、洛阳等地，好问随继父到过许多地方。史载元好问自幼聪颖，四岁始读书，十四岁时从师陵川大儒郝开挺（晋卿）③。郝是一位不慕虚名，重视真才实学的大教育家，教学生不重举业，“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④。这对元好问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作用。在郝的指点下，元好问肆意经传，贯通百家，六年即成学业。这种扎实的文化基础，使其以后治史养文有了深厚的学术根底。元好问年“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⑤。可见，其知识面是很广博的，而这正是一个史学家应必备的条件之一。
    金宣宗兴定年间（1217-1221年），元好问在文坛上已渐露头角，以《箕山》、《琴台》等诗作击节称赏于主盟文坛的赵秉文，于是名扬天下，被誉为“元才子”。与此同时，元好问涉足史学，“长大来与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闻谈周、汉都邑及蓝田、鄠杜间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他“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乎不负古人者”⑥。元好问遍游北方名山大川，后又长期定居于都城，接触了许多山间隐士，也结交了许多当世名流。元好问从22岁起，经历了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以及尖锐复杂的阶级的矛盾、民族矛盾的严酷对抗和斗争。同时，广大劳动人民和中下层知识分子饥寒交迫、惨不忍睹的苦难情景，激发了他写史的欲望，也丰富了他的史学实践。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元好问中博学鸿词科，除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⑦。由于工作的关系，元好问感到史学是十分重要的。他对《辽书》的散佚甚为感慨，说“史无史实久矣”，对《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附《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多敌国诽谤之辞”十分不满，表示“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⑧。正大年间（1224-1231年），元好问先后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天兴时（1232-1233年）擢尚书省掾，移家汴京。不久，除左司都事，领讲义，兼看陈言文字。京城被围时，他为东曹都司，曾建议书国史，“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⑨。但由于“相虽以为然，而不及行也”⑩，遂未能如愿。
    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元好问与其他一些官员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后，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将金末的史实记下来。他利用一切机会来实现这一目的。他为人撰写碑铭，是为了叙史的需要；他记述人物的事迹，是为了写出当时社会的变化。元好问“成书有作者，起本在良兹”（11）之诗句使人们想到他急于编撰正史。“朝我何所营，暮我何所想”（12），则表明他对史学的极大投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元好问“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会平叔之子孟卿携其先公手抄本来东平，因得合予所录者为一编，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当以甲乙次第之”（13）。元好问虽然对金朝的腐败政治很失望，但对金朝的历史却有浓厚的感情。“国史经丧乱，天幸有所归。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废兴属上天，事岂尽乖违”（14）。元好问忧虑金朝的历史不为后人知悉，指出金的灭亡虽是天意所致，但它的那些史实仍须保存和流传。正是抱着这种思想，他“值金源亡国，以宗杜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15）。滞聊城时，元好问就着手《中州集》的搜集编辑工作，前后花费了十五六年时间，直到60岁时方告完成。同时，在羁管聊城时，他完成了《南冠录》。移居冠氏后，元好问已入晚年，然“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已所当为。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柔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即而为乐夔所限而止”（16）。元好问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然而他并不气馁，“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之抱负丝毫不曾放弃。于是，他“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送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万余言”（17）。为此，他常年十分辛勤地奔波于燕京、真定、顺天、镇平、东平、汴京、洛阳、太原、忻州等诸地之间，搜集材料。
    元好问的著述《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其文集都是元人修《金史》的依据，也是后人研究金史的重要史料。元代的史官，在研究了有关金朝的史料之后说：“凡《丛言》、《松漠记》、张棣《金志》等书皆无足取”（18），而“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徵者焉”（19）。清初顾炎武曾说：“《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20）王士祯作《归潜志序》云：“金源人物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非数君子（指刘、元--笔者按）之功，何以至是？”（21）都是将《金史》修得好的原因记在刘、元二人身上。“《金史》叙事最详，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是因“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成良史”（22）。“元刘二书盖二人身历南渡后成，或游于京，或任于朝，凡庙谋疆事，皆耳闻目见，其笔力老劲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书，故能使当日情事历历如见然。”（23）可见，前人对元好问在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已有所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