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与人类的道德紧密相联。历史与道德的悲剧矛盾冲突，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之中，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表现为对习惯所崇奉的事物和秩序的亵渎，似乎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本然是以道德的沦丧和退步为代价的，而要保持纯朴高尚的道德水准，似乎就应阻滞历史的进步，甚至倒退到往昔的社会环境中去。可以说，这种二律背反式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构成了人类历史与道德的冲突，成为许多人痛苦不安的悲剧情结。那么，如何透过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特别是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进步与道德伦理的悲剧冲突的表象，考察这种冲突的历史生成，寻求其在历史发展中的解决，以便使现代人在历史变革的剧烈震荡中，调整心态，保持清醒的理智和道德良心，深沉有力地溶入社会的大潮之中，将是我们的任务。
    （一）
    正如经济的行程与观念的行程总是平行而进的一样，为社会存在诸要素所决定的历史与道德的悲剧冲突也是与人类的历史平行而进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考察历史与道德的悲剧冲突的生成，我们将会发现：在社会发展中历史与道德的冲突贯穿于人类进步的全过程，社会矛盾运动的程度和范围又决定了这种冲突的程度和范围，而这种冲突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物质利益的冲突所决定的，是在不同时期的人类实践活动中生成的，这种客观事实决定了这种冲突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同时，由于这种冲突往往是因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在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因而也就使得这种冲突带有历史悲剧的性质。
    人类在从野蛮向文明上升的过程中，就已经遇到了历史与道德的悲剧冲突的重大问题。在中国，从黄帝时代起，就开始从野蛮向文明过渡，但这种过渡一开始就遇到了历史与道德的悲剧冲突，因为炎帝“侵陵诸侯”，蚩尤是“庶人之贪者”，他们的恶劣情欲违反了氏族公社的道德原则，所以黄帝把他们剿灭；到了颛顼时代，九黎部落私有制发展，“夫人作享，家为巫史”，这显然也违反了氏族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公”的道德原则，于是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扼杀了九黎部落私有制的发展。当时的中国社会，既苦于私有制的发展，又苦于私有制的发展不足。氏族首领侵吞公共财产，使公社成员的经济地位也日益下降，这是苦于私有制的发展；但氏族首领压抑公社成员发展自己的私有经济，又使私有制不能充分发展，生产力受到氏族道德原则的严重禁锢，这又是苦于私有制的发展不足。人们一方面留恋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民风朴实而淳厚的氏族社会生活，从道德的评判看，这种对往昔的留恋是有道理的，但另一方面，新的奴役在初民们看来，似乎倒也合乎“气雄相君，力雄相长”的自然法则。历史的必然要求是要打垮氏族制度，冲破原始的自然脐带的束缚，使私有制来一个大发展；但氏族首领为了巩固他们对财产和权力的垄断地位，乃拼命维护过时的氏族原则，这就使历史的必然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在走向文明的道路上只能缓慢地移动。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鲜明的历史与道德的悲剧矛盾冲突现象。奴隶制礼崩乐坏，宗族奴隶不断反抗，统治阶级内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亦为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而展开了疯狂的互相残杀，其中交织着新旧势力的斗争。宗族奴隶制的温情面纱被撕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神圣原则被亵渎，杀人盈城、伏尸遍野，无论是革新派或保守派，都共同诅咒这样一个时代。然而，新的生产方式也确实有它存在的理由：由宗族奴隶变为个体经营的公社农民，或通过立军功而成为地主，是宗族奴隶所欢迎的；采用新的剥削方式更利于剥削者致富，是新旧剥削者有目共睹的。可见要完全恢复宗族奴隶制显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要使土地私人占有全面发展，就必须彻底摧毁宗族奴隶制，并打破亲亲尊尊的等级名分，以法治代替礼治，这无疑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旧势力过于强大，新势力“一身而二任”也难以做到。大量保存宗族奴隶制残余是旧势力的共同愿望；至于“法治”，短暂或局部的实行可以，因袭的传统的“礼”却是非恢复和维系下去不可的。凡是讲“法不阿贵”的人，又有几个没有被杀头？当时的中国社会，既苦于封建生产的发展使宗法社会的道德规范发生了危机，一切都诉诸暴力；又苦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不足，宗族奴隶主势力极大，使封建社会处于长期的难产阵痛之中。
    从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更是历史与道德悲剧矛盾冲突的一次巨大曝光。在时代中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前，社会还笼罩在一片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帷幕之中，所谓“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芷获服劳，比邻敦睦”。而资本主义萌芽以后，则是“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乃至于“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顾炎武《天下郡图利病书》卷三十二引《歙县风土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打破了宗法制田园生活的宁静，使数以万计的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延颈待雇”，“就业则生，失业则死”。新兴的资本主义金钱势力确实给人民带来了新的苦难。然而，中国社会恰恰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在当时，历史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无论它的发展会带来多少污秽和痛苦，然而，实际上又确实不可能做到。封建势力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无情的摧残，使中国社会萌芽中的资本阶级处于艰难竭蹶之中。人民的悲剧心理因而愈发深沉、悲凉和凄惨！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与道德的悲剧矛盾冲突，在历史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中外历史上一切社会变革的时代，特别是在那以“恶”作为历史进步的杠杆的时代，“恶”必然要激起某些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对于传统的神圣事物的亵渎、传统“善”的践踏，这就使得历史的必然要求或者根本不可能实现，或者不可能一次实现，而要经过反复较量才能实现。所谓“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一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在历史的进程中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与道德相冲突的一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两者也有其相互协调，自我解决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