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和研究中国当代意识形态是一件吃力但很有意义的工作。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非常时期，与社会政治经济动乱相对应的是各种理论和思潮的频繁更替。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发动和指导这场运动的主要理论观点已得到很多的研究，而某些在这场内乱中一度颇有影响的思潮，尚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文革初期“血统论”的出现及其泛滥，曾给社会罩上了一层偏激和混乱的色彩。对它的兴衰进行评述，将有助于对文革的研究。
    1966年7月29日，在红卫兵运动的风潮中，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出身干部家庭的学生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的出现表明“血统论”开始在青年学生中间弥漫。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以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为号召的。当“血统论”这一明显带有封建传统的，将政治的不平等绝对化永久化的思想意识，以维护革命的面目出现时，立即引起了人们的不同看法，产生了意见分歧，贴出上述对联的北航附中，很快形成了支持与反对的两大派。8月1日，这副对联贴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都主要高校，在学中普遍引起激烈辩论，并导致了明显的对立。青年学生在亢奋的造反情绪支配下，辨论通霄达旦。学生之间的争论以及日渐明显的分裂趋势，对当时斗争的大方向中的偏离，是中央文革小组所不愿看到的，“血统论”的错误也不言自明，因此，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他明确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是“不全面”的，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但是，陈伯达的表态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当日下午，狂热的对联支持者、北航附中近千名学生到清华大学游行，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口号，“血统论”在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得到进一步的宣扬。受此影响，一些青年学生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学校，掀起了组织“贫协”的风潮。北京一些到外地进行革命串联的学生，外地陆续到京串联学习的学生也将“血统论”在更大范围扩散开来。
    在毛泽东支持青年学生造反的形势下，那些家庭出身好，有着优越政治背景条件的学生，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血统论”恰恰迎合了他们的狭隘思想的要求和偏激的革命情绪，成为青年学生中有代表性的一种思想意识。为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中央文革继陈伯达之后，试图对“血统论”加以阻止。8月4日，江青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第二天，周恩来也在清华大学表态时说，组织所谓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有关方面的表态，使对“血统论”持异议的的学生受到鼓舞，但未能制止部分学生对“血统论”的拥护和接受，争论进一步展开。
    8月6日，北京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了辩论会。支持“血统论”的红卫兵占据讲台，将“血统论”充分地加以发挥。经过天桥辩论，“血统论”冲击到社会，加之狂飚时期社会深刻变动的影响，社会时尚一时也随之有所改变。褪色的旧军装、宽大的军用皮带流行起来，成为青年学生羡慕和追求的装束。高挽袖口、革命式的生硬口气成为革命的风范。这些构成了“血统论”弥漫于社会的文化象征。
    社会意识的流行，还必须借助于理论的翅膀。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就是在理论上鼓吹“血统论”的“力作”。大字报论述了“血统论”的合理性，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全面的”、“策略的”的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要使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接着，8月20日谭力夫又在北京工业大学辨论工作组和阶级路线时作了讲话。讲话内容宠杂，仍刻意宣扬了“血统论”，主张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
    谭力夫的思想观点，很快风靡了北京，也流传到外地。“血统论”助长了一批青年学生造反的锐气，赋予了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斗批改，充当革命先锋的责任感。正如清华附中的红卫兵8月27日在一份通告中自豪宣称的那样：“以红五类子弟为核心和主体的‘红卫兵’、‘红旗兵’组织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文化革命的先锋队”，“工农子弟立场最坚定，阶级感情最鲜明，最朴实。革干子弟政治嗅觉敏锐，闯劲儿最足。”广大青少年被作为革命主力而发动，成为加剧文革初期社会动荡混乱的一个突出的因素。在“血统论”冲击下，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政治上受到严重的歧视和压制，被斥之为“狗崽子”，剥夺了戴毛主席像章、唱毛主席语录歌，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权利。在社会上，有些地区上火车、汽车要自报家庭出身，进旅店、上医院也要区分成份高低。在“血统论”影响下的破四旧行动中，北京首先开始了批斗、殴打地富坏右分子的浪潮，北京的中学、大学和一些公共场所，皮带的抽打声和人们的怒斥声不绝于耳。据统计，1966年8、9月间，仅北京市就打死1000多人。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致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22户人家死绝。“血统论”在全国导引了多少人间的闹剧和悲剧！
    “血统论”有号召和动员部分青年学生起来造反，适合文革发动的作用，然而它在理论上的粗陋和荒谬又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它的散播不仅导致学生之间的公开分岐和对立，而且势必要转移文革的既定目标－－打倒一大批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为这些人显然是不能用“血统论”加以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