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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思想意识，之所以在文革期间能够迅速漫延，一时成为有影响的风潮，从根本上来说离不开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目标和它发动的特殊方式。十六条指出文革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造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宽泛而不切实际的政治目标，以及它将矛头指向党内一大批领导干部和推翻现有一切秩序的凶猛来势，使以往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暗然失色了。党和人民很难理解和把握，只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充分信赖和凭借以往的政治经验，努力去紧跟这个大方向。面对这场难以预测的政治大风暴，人们往往表现的保守而犹豫不前，就是那些阅历丰富居于领导岗位的人也感到茫然无措，这就很自然的把那些年少气盛、从未经历过政治风雨的革命后代推到了前台，客观形势赋予了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和充当革命先锋的有利时机。他们斩露头角的前提是原本拥有的优越的政治背景和自然条件，于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古老而陌生的观念，便成了最能体现他们的偏激之情，又自认为最为革命的钟爱之物。文化大革命是通过自下而上，抛开现有的各级组织，用“大民主”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开辟道路的。这种特殊的方式否认除毛泽东及其思想而外的任何权威。但是，在这批“革命小将”的眼里作为他们根基的那个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却丝毫不能动摇。谭力夫当年在宣扬“血统论”的时候，斥责那些狂热揪斗党的领导干部的学生：“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联动的通告也声言要“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正是表现了他们的这种情绪。应当说，文革期间的“血统论”同历史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等级和利益的一种工具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血统治”的信奉者敢于表达不赞同文革锋芒指向党的领导干部的看法，并非是他们从根本上觉悟到文革的错误，而是他们在长期的“左”的环境熏陶下形成的政治优越感的本能反映。在社会平稳发展的时候，政治秩序一般是稳定的，“血统论”意识往往为既定的现实差别所遮掩，似乎并不需要人们在观念上给予格外的强调。只有当社会激烈变动的非常时期，它才会顽强地表现自己，而不管社会究竟给予多少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