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斯大林格勒一战，风云骤变，苏联脱颖而出，成为世界最强国家之一。早在1942年初，薛科尔斯基等人就一再向罗斯福、史汀生、马歇尔等人提出：要使胜利与和平成为西方的而不是苏联的，就要加速开辟第二战场。建立亲西方的政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希特勒德国垮台时，出现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欧洲”（50）。这时，面对新形势，“罗斯福已意识到，他现在必须把目光透过1943年的军事胜利而看到将来战后世界的真正事态了”（51）。美国统治集团也认识到“加速在欧洲的行动是美国的利益所在”（52）布利特从1943年1月底开始，多次向罗斯福、 赫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建议，为了防止苏联取代德国成为“欧洲的主人”，美国必须“在欧洲东部前线的后面部署足够的军力以对抗红军……欧洲不能成为军事真空而让俄国人侵入”。他还建议美国部队转道巴尔干进入欧洲，放弃在法国或意大利的登陆，以此迫使苏联作出包括放弃要求承认西部边界在内的让步。他的这些建议事先曾与美国谍报机构战略服务处负责人杜诺万和国务院俄国处处长亨德森商讨过，并得到他们的支持（53）。
    3月15日晚，罗斯福在霍普金斯单独陪同下， 与正在访美的艾登直截了当地谈到苏联在战后的意向和欧洲问题。3月17日，霍普金斯向罗斯福和赫尔提出建议，认为“此时在英国、苏联和我们之间，对于谁的部队应在何处，以及采用什么形式的管理等问题上毫无‘谅解’”，除非西方行动迅速无误，否则“必然出现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即德国要么走向共产主义，要么形成一个完全无政府国家，这实际上也是将在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需要某些正式的协议，这样，国务院与英国人可以共同制定计划，将我们双方同意的计划，拿去与俄国人讨论”。罗斯福根据霍普金斯的建议，在23日要赫尔与国防部和英国人商讨占领德国和意大利的计划，以便在提交苏联之前达成协议（54）。
    这时，一贯自诩并被西方认为“一切军事行动必须根据纯军事理由，而不必考虑它们的政治反响”（55）的美国军事领导人的态度又是怎样呢？从1943年初开始，全美舰队总司令、海军作战部长金，陆军付总参谋长、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先后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提出：要加速行动，如果俄国人成功了，战争的胜利将是毫无意义的。阿诺德还向罗斯福、霍普金斯和艾登指出开辟第二战场的紧迫性，他认为如美国再不注意自己的步骤，那将会是俄国人已经进入柏林时，我们都还在讨论执行运送军队到英国集结和强渡海峡进攻的方法。3月30 日马歇尔也向罗斯福建议：不论在大陆何处，有一支强大的美国军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苏军进入德国本土时，美国军队才进入西欧，必将出现一种不幸的外交形势和混乱局面。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指出：要作好在1944年大规模强渡海峡，以及在1943年一旦德国提前崩溃瓦解的小型登陆的两手准备（56）。
    上述种种，充分说明早在1943年春，美国三军领导人已从战后政治影响着眼来考虑开辟第二战场的各种可能性了。5月在“三叉戟”军事会议上， 美国迫使英国接受了横渡海峡作战的方案，并成立了相应的参谋部，制定了代号为“兰金”的针对不同情况的三种应急方案。
    另一方面，随着1943年夏库尔斯克战役的重大胜利，苏德战场上战略主动权易手；加上轴心阵营内部意大利求和，以及德国的附庸开始呈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使战后问题在盟国之间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7月13日，在苏联成立了由被俘的德国军官组成的“自由德国委员会”。 美国对此十分关注，认为这有可能是战后德国政权的雏型，关系到德国何去何从的大局。战略服务处在一份报告中甚至建议向德国提出投降条件来抵销苏联的影响，并强调指出：“只有当我们的军事力量进驻欧洲大陆，我们的政治地位才会大大提高”。陆军航空队的情报报告也建议“美国必须立即准备进入欧洲，否则“在俄国人决定欧洲政治事务时，我们只能是一名旁观者”。8月中旬在魁北克召开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上，马歇尔也认为形势的发展需要重新部署武装力量。
    既然如此，美国军方为什么又不采纳与英国人意见一致的布利特建议，即从巴尔干进入东欧？根本原因在于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由霍普金斯带到魁北克会议上一份题为“苏联的地位”的文件指出：既然苏联是这次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就必须给它一切援助，必须全力同它搞好关系。既然苏联在轴心国被击败后将在欧洲占统治地位，就更需要发展和保持同苏联的最友好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缩短战争的时间以减少美国的损失。这是“美国在对苏联关系中必须考虑的最重要因素”。这份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并得到陆军部长史汀生支持的“美国最高阶层的军事战略估计”，在得到罗斯福的赞同后，就成为战争后期美国的基本方针，并对德黑兰和雅尔达会议“所作出的决定起着指导作用”（57）。
    当时只有早日开辟第二战场才能使英美和苏联之间的合作继续和发展。然而进入东地中海和巴尔干这个在历史上就是英俄争夺的地区，势必引起苏联的怀疑并被卷入英苏之间的冲突，以致引起同盟的破裂。早在1943年5月8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告诉自己的军事领导人，“进入巴尔干包含着外交和国内的危险”。史汀生也向罗斯福提出，进入巴尔干会搞坏与苏联的关系，美国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反将导致危险的战后问题。同时，绕道巴尔干迂回进攻会延长欧洲战事，随之也将延长对日作战的时日。这会引起美国过半数公众的强烈反响，他们因珍珠港事件而在感情上把日本视为主要敌人。一旦这些人反对，就可能从根本上动摇罗斯福等人制定的“先欧后亚”、“德国第一”的战略方针。马歇尔在7月25日向罗斯福强调：“美国人民不能容忍延长欧洲战局”，并以此作为必须从西面进攻的有力论据（58）。此外，从军事观点而言，进攻巴尔干也不足取，因为这里崇山峻岭，运输不便，不宜于美国的机械化大部队作战，而苏军却可以从波罗的海地区沿着北德平原，早着先鞭进入西欧。美国战略服务处认为，如果德国被苏联控制，欧洲最终就会站到莫斯科一边，“我们也就失去了这场战争”（59）。所以，从巴尔干登陆既不能迅速打败德国，又不能挡住前进中的苏军，还会使美国在战后处于不利的战略地位。史汀生对罗斯福说的话更加形象化。他说：进军巴尔干不过是“抓住了鹿腿让斯大林去剥皮”（60）。总之，向巴尔干进军会给美国带来国际和国内政治和军事方面种种难以解决的不利问题。这是美国所不希望出现的局面。
    反之，在德国西北部登陆，既满足了苏联的要求，以示对苏友好，协调好和苏联的关系，也有利于日后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这样，在战时能最大限度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对付德、日法西斯，这是一。在西欧部署美英部队，可以使西方在处理战后问题的谈判时处于有利的地位，以增加对苏联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是二。它还可以遏制随着红军前进而扩大的共产主义影响，避免德国和西欧的“布尔什维克化”，这是三。如果不能与苏联就战后问题达成协议，那么，一支强大的美国部队也可以阻挡苏军冲进西欧，这是四。所以美国坚持唯一可取的方案是及早在法国西北部开辟第二战场，以此“阻止红军进入至关重要的鲁尔区和莱茵河区，这是从地中海方向进攻无法达到的目的”（61）。关于此事，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对其本国军事领导人的评语可谓一语破的。他说：“史汀生和马歇尔实际上是正确的，当时他们竭力主张把英美大军调入德国西部是从高瞻远瞩的政治观点出发，与根据单纯军事观点迥然不同”（62）正因为这样，在8月下旬魁北克会议结束时， 罗斯福向丘吉尔强调：在任何情况下，“联合国家的军队……应当不迟于俄国人到达柏林”。11月19日他去德黑兰途中，在座舰“衣阿华”号上又对参谋长和顾问们说：“肯定会有一场争夺柏林的竞赛，我们要尽快地把美国军队开进柏林”（63）。足见，在西欧加速开辟第二战场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只是因为1943年它在欧洲的力量不足，难以单独实施渡海作战而作罢。（64）
    1945年春，在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军未能按罗斯福原来所希望的那样占领柏林。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原因有二：一是苏军比美军更接近柏林；另一是由于德军退往西南部，他接到要穷追的训令，所以就沿着这个方向追击（65）。但是这只是事情的表面。除了美军主力离柏林较远这个重要因素外（66），美国领导人出于对今后形势的考虑，没有抢占柏林。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考虑到对日作战的因素，不能在此时此地与苏联冲突对抗。何况他们认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还能“限制它在欧洲势力的扩张”（67）。至于美国进入德国西南部，则是早在1944年9 月中旬就确定了的。当时，罗斯福认为：“为了在欧洲遏制苏联过大的力量，一方面“需要一个强大的英国”，另一方面需要使美国军队在对德作战胜利后留下来。因为罗斯福“确信美国在同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交界的南区的存在，会大大地增加美国地面部队在欧洲长期驻扎的可能性”；而把原定由美军占领的包括鲁尔、萨尔地区，以及汉堡、不来梅在内的德国西北部交给英国，“会加强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因此，罗斯福答应丘吉尔的要求，同意英美军队对调占领区（68）。
    综上所述，美国否定丘吉尔自1943年夏秋以来一再兜售的“巴尔干方案”，因为它不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它坚持从法国进入欧洲；在战争结束之际没有去抢夺柏林，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也不是它宣称的除了“及早取胜”，此外别无它求的“纯军事”动机。这是美国决策集团根据当时的情况，审时度势制定的进退皆可、一举数得的“最佳方案”。它既符合美国在战时的种种打算，又能控制今后与苏联关系发展或变化的一切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斯福确实不失为美国统治集团“有远见”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