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能否得到正确解决，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大革命时期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努力运用所掌握的马列主义理论，分析研究农民问题，提出并实施了有关的革命主张，对随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学界对此虽然早有论及，但对此期党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实践的发展变化和不足，似乎还有必要进行再探讨，这对我们全面具体地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实践，还不能说是完全自觉和准确的，其中的得失是大革命成败的重要主观原因。
    一
    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一方面表明了党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同时也反映了党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作了教条式的理解，加之党的早期革命家几乎都活动在中国资本主义相对比较发达的大城市里，所以，党内绝大多数人都误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主张在中国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①。这在当时是不切实际的。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精神，分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各国的情况，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是帝国主义奴役下的乡村旧式农业与沿海资本主义的结合，中国应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然后方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以上述观点为理论依据，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中国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很远”，政治上还处在封建势力把持之下②。基于这种认识，大会在中国革命史上破天荒地制定了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的宏观设想。可见，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迅速完成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的转变。然而，由于这一转变几乎完全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实现的，加上历史条件的限制。党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复杂的阶级关系进行自觉深入地剖析，从而得出较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因此，直到北伐前夕近四年的时间内，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呈现出发展与徘徊相交错的情形。
    首先，党的理论家们列举了帝国主义扶植勾结军阀奴役掠夺中国的大量事实，论证了中国之所以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就是因为“其经济大权大部分操诸外国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③。因此，“现时中国革命，毫无疑义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④。有人还相当深刻地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在中国“扩张势力范围”、“攫取便宜原料”、“销售剩余产品”、“扰乱中国金融，操纵中国市场，压迫新兴工业，”致使中国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国人倘终袖手旁观……亡国共管之祸即在眼前”，“彼时中国虽大，亦将无容身之地矣！”⑤其中有些表述虽然尚欠准确，但是这些分析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性质，用警钟般的语言告诉人们，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遗憾的是，党内却有不少人夸大了中外民族矛盾和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封建经济的破坏作用，结果，忽略了对中国封建主义关系的深入分析，从而相对忽视了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之间的阶级矛盾。这种认识上的徘徊，突出表现在全党对军阀政治与封建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对封建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和作用，尚未获得明确、统一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二大”的水平上。有人错误地断言，由于农业经济已被外资侵略所摧毁，“是国确已（成）为新式畸形的官僚商业资本主义国家”⑥。有人则片面地认为，军阀政治的存在是因为有“国外帝国主义的后援”及“国内无业游民的后援。”⑦毛泽东正确指出，军阀政治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停顿在家庭农业手工业自足的经济制度之下，”社会经济“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⑧但是，他也没有说明农业经济何以导致军阀专制，更没能由此得出欲打倒军阀必须实行土地革命以摧毁其经济基础的结论。作为党内一流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李大钊，在这时发表的《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中，突出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土地问题的紧迫性，主张实现“耕地农有”。然而，如何实行？他只提出了组织农民协会的主张，没有迈进土地革命的门槛。1925年召开的党的“四大”又断然确认：“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前期侵略而崩溃”⑨。这又倒退到了党的“二大”以前的认识水平上。
    其次，他们从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又身受各种压迫的角度，分析了发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认为“中国三万万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⑩因此，“党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11）。党的“四大”虽然明确提出了建立工农联盟问题，但对实现这种联盟的关键——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却没有明确的认识和规定。不难看出，共产党人这时分析农民问题的显著特点，主要从寻求革命的社会力量出发，从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一“量”的方面入手的，而不是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消灭封建生产、解放农民和农村生产力这一“质”的方面入手的。这种分析农民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导致了如下的误解：当时开展农民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使农民获得政治解放——解放人为的压迫，而农民要获得经济解放——实现耕地农有和发展生产力，只有等到国民革命胜利、工农民众掌握了政权以后方能达到。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就指出，实现耕地农有，“须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12）。
    需要说明的是，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与主张立即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认识过程的两个层次，是不能等量齐观的。有的论著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的有关论述，认为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土地革命问题，这似乎是一种误解。有的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随后即在……等地，领导开展了减租斗争。”（见李新：《中国农民问题与土地改革》、《中共党史研究》1990，2）在旧中国，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改革土地所有制。因此，把开展减租斗争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等同起来，这恐怕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