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实行土地革命，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事关民主革命的兴衰成败。这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虽然在理论上多次强调过这一点，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不仅首先要能为中国共产党人理解接受，而且还要化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才能成为现实。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没有条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土地政策，以完成消灭封建经济基础的任务。更何况共产国际的指示本身又有自相矛盾之处。这说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当时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夺取国民大革命的胜利。
    首先，要开展土地革命，全党必须对它的重要性，紧迫性有明确统一的认识，否则就难免缺乏行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如前所述，192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前，全党一直没有把开展农民运动作为中心工作。北伐开始以后，部分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且悟出了要打倒军阀必须摧毁其经济基础的道理，然而却没有人明确提出必须立即开展土地革命的主张。就是这些认识，在党中央内部也很不一致，陈独秀与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观点就相去甚远。所以，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由于党在理论上对这一问题认识不足，组织力量又十分薄弱，手中还没有掌握足够的军事实力，又受到国民党土地政策的牵制等等，不可能在那短短的几年间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农民视土地为命根子，他们最迫切的愿望莫过于获得土地。倘若革命不能给他们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那么，在阶级大搏斗的关键时刻，工人阶级的英勇奋斗不免变成“孤鸿哀鸣”，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开展土地革命的前提之一是正确划分农村阶段和阶层——地主（大中小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以制定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即依靠什么阶级，没收谁的土地、如何分配等等。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对农村阶级的分析，主要不是从剖析封建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而是从寻求革命的社会力量出发，去观察、分析各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生活状况和政治态度，以判别革命的敌我友。在这四种因素中，又往往看重后两点。这一特点在党中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文件里，在毛泽东此期的几篇著作中，表现得都较为充分。以生活状况和政治态度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的观点，并非马列主义的科学观点。因此，从主观上说，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确实难以有效地开展土地革命。诚然，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不是先在书斋中研究出来再付诸实践，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完善的。但是，问题在于，在当时的情况下，共产党人既无暇踱进书斋进行纯理论的研究，更没有条件进行独立的实践探索。他们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始终面临着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标准去划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严肃课题。党领导土地革命20多年，之所以到解放战争后期才制定出基本科学的划分农村阶级的政策，从客观上讲，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需要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而且，作为一个政党，它对真理的认识也和一个人一样，不可能一次完成，出现反复也是难免的。到了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错误观点，之所以很容易被全党接受并付诸实践，除其他原因外，与党内有其思想认识基础也是分不开的。
    第三，这一时期，党在探索国情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的影响不可忽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革命曾给予极大的帮助，但是，1926年以后，它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日益僵化，比如把列宁的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的原则教条化，认为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都要完全服从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在土地革命的问题上，一方面共产国际曾多次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另一方面又反复要求中共努力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依靠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支持开展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从根本上就反对农民自己动手夺地主之田归己有，国民党右派和国民革命军中的许多军官都出身于地主豪门，他们根本不可能像共产国际想象的那样，支持农民搞土地革命自掘祖坟。共产国际十分青睐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唐生智之流，实际是政治上的变色龙，他们当时以“左”的面孔出现，只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并非真心扶助农工，而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人，在国民党中央中人少势单，手中又无实权，对农民运动仅能尽口头声援之力。因此，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是脱离实际的，它使中国共产党人常常陷入理论上困惑不解、实践中无所适从的境地。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布哈林在会上对中共提出了“对农民问题注视得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26）的批评。对此，中共代表谭平山在大会发言中承认了“错误”，但又柔中带刚地说：“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在这种互相矛盾的情况下，很不容易执行正确的策略路线。”（27）他的发言委婉而明确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面临的两难抉择，即开展土地革命的维护统一战线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一有趣的历史“镜头”从一个侧面生动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确实无法独立自主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共产国际要求的依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来完成这一任务，只是一厢情愿之事。
    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正确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严峻考验。但是，由于党的成熟需要时间，共产国际高度集权的组织原则又不会轻易改变，更由于中国革命的政治上、政府上、物质上都需要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与支持，因而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这种考验中出现严重挫折也是难免的。客观地说，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王明等人。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为挽救革命，共产国际于1927的5月召开第八次执委会，专门讨论中国问题，先后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两个紧急指示（史称“五月指示”），重点强调了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五月指示”强调土地革命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要求中共立即组织革命武装，这是正确的。但是，全面分析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可以看出，这些正确的指示内容是无法付诸实施的。指示仍然要求中共依靠国民党政府开展土地革命，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员为首的军事法庭去惩办蒋介石及其反动军官，这纯属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