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汪精卫的卖国主义理论中，“东亚联盟”思想是降日卖国理论的立脚点。汪精卫在《东亚联盟的理想》一文中供认道：“自从此次中日不幸事件发生以来，我同日本的同志们，也不知道会谈过几次了。两国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呢，我想要怎样才能使两国国民的牺牲流血不致于白流，要怎样才能使中日两国和好携手，定下百年大计的方法呢？以什么方法最好呢？想到这个方法的结果，就使我想到东亚联盟运动了。”⑦ “东亚联盟”是被汪精卫利用来推行投降政治和破坏抗日阵营的一种得力思想武器。
    1940年3月30日，几经折腾，汪伪政权总算在日本军刀的保护下，于南京建立起来。汪伪政权建立后，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如何使其傀儡政权具有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就是如何为日本的侵华政策以及汪伪汉奸们的投敌卖国行为辩护。于是，汪精卫寻找到被他称之为解决上述问题最好“方法”的“东亚联盟”理论。汪精卫在这个时期，反复强调“东亚”这一概念来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货色，并企图以此消弭全国人民对其甘做日寇傀儡的痛恨与蔑视。他在《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一文中，借分析国际形势散布说，世界各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渐渐地“由一国单独行动进于集团行动了”；因而，作为命运“原是相同”的中日两国，进行“联合”，并“同时为共同命运而努力”是十分必要的。他这里所谓的“同时努力”，实际上是要求中国人民以“东亚”的利益，也就是日本对外侵略的利益为重，放弃抗战，与日本“携手前进。”⑧
    为了能把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东亚联盟”主张挂上钩，汪精卫在《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成立训词》中声称：“大亚洲主义为东亚联盟的根本原理，东亚联盟为大亚洲主义之具体实现。”他说：“东亚联盟之组织，在使东亚各民族国家各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向于共存共荣之目的，共同努力。”他替日本的侵华政策辩解道：“自中日事变以来，日本声明无灭亡中国之意，日本之愿望，在与中国协力以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抗战论者以为协力其名，灭亡其实，和平论者反之，以为中日两国应为友，不应为敌，苟能协力，则中日可以共存，东亚可以复兴。今东亚联盟目标政治独立，由抗战论者之一切疑虑，可不烦言而解。”⑨
    至于如何去“协力”，如何做到“不烦言而解”，汪精卫又自我鼓劲说：“秉承国父孙先生之遗教，努力不懈，欲建设自由平等之中华民族，以确立于东亚。此两大民族，自爱其国家，互爱其国家，相与本于政治独立之立场，厉行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使其道义一贯，利害一致，其必能举共存共荣之实，而致东亚于复兴，可断言也。”⑩
    尽管汪精卫在上述言论中，大肆鼓吹“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来建设“自由平等”之中华民国，然而作为傀儡，他一到主子面前就现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汪精卫在向东亚联盟日本议员促进联盟考察团所作的《对东亚联盟纲领的一点意见》演讲中，充分地暴露出了奴才的本性。他说：“照兄弟看来，日本是东亚的先进国，东亚而有联盟之设立，则日本以其先进国之资格，对于后进国，居于指导之地位，是无可疑义的。”由此，他要求日本“帮助”中国，“使之养成能力，自动的接受指导，自动的提携共进。”关于自己为何甚为起劲地鼓吹“政治独立”，汪精卫向日方解释说：“和平运动要使全国民众由抗日一变而为亲日，这不是泛泛便可以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白认识全国民众为国家民族求独立自由的意识，善为诱导，使用之于亲日，而不用之于抗日。”“以中国今日所处危急的地位，一般民众朝夕彷徨，焦思忧虑的是国家民族的安危存亡，只是与之谈联盟，是不会有所深感的。我们必须使大家知道，求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和东亚联盟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提起大家积极的精神，以一样的精神用之于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也用之于促进东亚联盟，舍此别无他道。”（11）
    汪精卫在这段时间，企图以鼓吹“东亚联盟”，来达到“唤起东亚一体意识的觉醒”，除了有着为日本的侵略政策辩护和为自己投敌卖国，建立傀儡政权进行遮羞的目的外，还有着秉承日本主子旨意，以此作为瓦解抗日阵营和统辖大小汉奸组织的目的。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该纲要规定，将采用政治策略和战争策略上一切手段，设法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迅速使其屈服。同时还声称，如果在今年11月底未能与重庆政权实现和平，则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为此，要彻底整顿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在政治上使汪政权向占领地区内努力渗透其力量；在经济上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和安定占领地区的民心，以此加强日本综合作战力量。（1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才答应给予汪精卫以某些虚幻的“自主权”，好使之能为日本的亡华政策尽心尽力。在上述纲要出笼的当月30日，日汪以及伪满分别在南京签署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宣言》，从而将日本的上述对华政策加以具体贯彻。
    汪精卫对上述日本亡华政策，迫不及待地表示了要为日本主子效命的“忠心。”他声称：“国际关系，如此复杂变动，真有快些成立东亚轴心以应付一切的必要，不容我们再徘徊下去。”（13）对于如何利用“东亚联盟”来推行其统治一事，汪精卫在1940年11月14日致近卫首相函中，向日方表白道：“迩来两国有志之士，根据‘建设东亚新秩序’之思想，发展为东亚联盟之运动，标明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提携、文化沟通四大纲领。兆铭认为此种具体表示，洵属切要。盖条件鲜明，主张坚定，一般青年爱国家爱民族之心得到满足，始能放心踏步向东亚复兴、中日共荣之大道前进。此与阁下提倡善邻友好，经济提携，共同防共三原则相吻合无间。又阁下殷殷注意青年思想得所正鹄之巨识适相融合，遥想阁下对此，必乐为领导也。敝国数月以来，北京、广州、南京等处，东亚联盟之运动已见萌达，洎乎最近，则渐已扩大为全国统一运动之要求。兆铭深察人心趋向，觉东亚联盟名称宜定，不加变更；并宜由先进国之政治领导者躬执桴鼓，为东亚倡。”（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