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寇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26）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27）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28）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并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靳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29）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
    四
    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汪精卫的降日是影响甚巨、危害最深的一次投敌卖国活动，这不仅与汪精卫个人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他提出了一整套的卖国主义的理论很有关系。在汪精卫的卖国主义行径中尤为突出的是，他借宣扬东亚联盟的“政治独立”等主张之名而行卖国主义之实，在沦陷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种危害不仅直接反映在利用东亚联盟运动为侵华日军的军事占领效力方面，而且还反映在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思想毒化方面。因此，对于汪精卫的卖国主义与东亚联盟运动的关系，还应从更广泛、更深层的角度进行剖析。
    一，汪精卫的降日卖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出现的与日“合作”是迥然不同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一些国家曾一度出现若干与日本进行“合作”的政权或组织，这种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它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这些国家自身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本世纪初以来，亚洲反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老牌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已岌岌可危。1939年欧战爆发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国家由于面对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大陆的猖獗，已无力东顾，而正谋进一步扩张其势力的日本帝国主义，则打着从西方殖民统治中拯救亚洲各民族的幌子，乘虚而入。特别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了原属英、法、荷等殖民地势力范围的这些亚洲国家，并随即扶持起了与日本进行“合作”的傀儡政府或组织。这当中不乏有一些国家著名的民族独立斗争领导人曾一度与日本占领当局进行过“合作”，如印尼的苏加诺、缅甸的昂山将军等。然而，日本的军事占领很快就显露出了比老牌殖民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狰狞面目。日军不仅对当地进行大肆的经济掠夺和剥削，如将缅甸的机器设备直接运到日本，从印尼掠夺大量的石油，通过日本的银行和各种商行控制各国的经济命脉，强制各国为满足日军的军需而改变农业经济的结构等；而且对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严酷的高压统治，如取缔一切政党和工会、青年、妇女等组织，强迫当地人向日军鞠躬致敬，强制使用日语，每日向东京遥拜等。在印尼的日本占领当局，甚至还展开了鼓吹日本是“亚洲的光明，亚洲的领袖，亚洲的保护者”的“三A运动。”（30）日本的这种法西斯统治遭到了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国先后组织起了各种抵抗组织进行抗日，并配合盟军给予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在日军侵占这些国家期间，确有与日“合作者”甘愿替日本效力的，如泰国的披汶·颂堪，缅甸的巴·莫等。而另一些则是利用与日“合作”以进行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如印尼的苏加诺和缅甸的昂山等，他们不仅与“转入地下，组织抵抗运动……的同志保持联系”，而且“在关键时刻……转到了盟军一边。”（31）另外，象组织“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苏·鲍斯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他利用与德、日法西斯合作以抗英，虽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后果，然而其抗英斗争精神，却受到印度各阶层人民的敬仰，以致1945年英国殖民当局审判鲍斯领导的国民军军官时，曾遭到印度全国上下一致反对。（32）
    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汪精卫的降日卖国，是在全国人民一致抗击日军侵略的情况下，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率一帮亲信附庸降日的。这时期的中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合了全民族各种力量进行艰苦抗战。在抗战初期，中国并未得到来自英美的物质援助，这正如著名报人张季鸾先生于1938年10月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当然期待着美国道义的及实际的援助，但亦无意相强。不过……这一年多实际上美国是帮助了日本，至少在经济上及物质上便利了日本……美国在中立的姿势下，实在便利了日本。”（33）1940年11月，重庆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徐谟在访晤美驻华大使詹森时，曾谈到：英美“其所称援助实系口惠而实不至。”（34）作为崇尚“利益永恒”原则的英国，在对华援助问题上更是与日步步妥协，1939年7月2日的“有田－克莱琪协定”和1940年7月18日宣布关闭滇缅公路，以禁止战略物资输入大后方即是充分的证明。因此，在此时期汪精卫投敌卖国鼓吹“中日合作”，无疑是想毁坏用血肉之躯所构筑起的全民族抗日的宏伟长城。从这一点来讲，汪精卫无论怎样宣扬东亚联盟的主张，在客观上都是对全民族抗战的一大破坏。
    二、“东亚联盟”并非真正是东亚各民族寻求独立与解放之路，它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幌子。
    “东亚联盟”所谓的“政治独立、经济一体、文化沟通以及军事同盟”四大纲领，实际上是要求东亚各国须与日本的长远侵略扩张利益保持一致，要围绕着日本的指挥棒转。无论它所声称的“政治独立”还是“文化沟通”，其所有的前提都是要求在军事上不得与日本的利益相违。这种适应日本的对外军事扩张的思想在“东亚联盟”理论里是十分明显的。如石原莞尔在其1943年6月出版的《东亚联盟建设要纲》（修订本）中，就公开主张，东亚联盟要为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服务。在“东亚联盟各国家”一篇中，他就日本对东南亚各国进行所谓的“开发”的基本方针提出：为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要以确保战略上的重要根据地，获得作为战争所必需的资源为目的。（35）这就充分暴露出了东亚联盟的侵略主义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