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成部帙的史学理论专著虽然较少，但各种典籍文献中则饱含着丰富的史学理论方面的论述，在总体上的发展是十分全面的。古代史家和学者对于史学宗旨、史学地位、史学方法、史家标准、治史态度、修史制度、史籍优劣、史学流变等问题，都有明确的论断、深刻的剖析和多方面的探讨，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史学宗旨论
    史家撰述历史要达到怎样的目标？人们研究历史应具备什么目的？这个史学宗旨问题是史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史学萌发于官方对史事的记录，《周礼》称“史掌官书以赞治”，这里的“官书”虽非专指史籍，但必然包括历史文献、历史记载在内。正如柳诒徵所说的：“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①从“赞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史学，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辅助政务的宗旨，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生俱来的重要特点。而春秋时楚庄王的大夫申叔时论教育太子事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②，即已包含了十分明确的以史鉴戒和以史教化的思想，并提出了史书有着“耸善抑恶”的作用。
    以史为鉴戒，就是要根据史书对善人善事的褒扬，对恶人恶事的贬斥而加强道德修养和行为的规范；或者是从历史记载中汲取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制定和修正政治举措。唐太宗所谓“将欲览前代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③，即为此意。读史、习史汲取鉴戒的观念，成为古代公认的思想准则，在史学和政治上均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修订的《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私家修成的史籍。私家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史家著史以用世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的发扬。《左传》明确地指出：“《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④随着孔子的圣化和《春秋》被奉为经典，惩恶劝善的宗旨成为史学理论中不可置疑的原则。唐代刘知几指出：“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⑤这里，史家和史学已不仅仅向政界和社会提供鉴戒素材，而是具备了高屋建瓴地指导政治的主动地位。
    以史教化的观念是以史鉴戒和以史惩劝的延伸，教化的内容大体不出鉴戒和惩劝的范围。但教化宗旨的实施则有着新的特点，一般是由史家与统治者联手，自觉地将教化用意熔铸于史著之中，最终达到辅治的目的。教化的对象也突破了申叔时那样专指太子等一类人物的狭窄范围，而拓展为整个社会。如唐玄宗接受裴光庭编修《续春秋传》的提议，即将“正人伦而美教化”作为宗旨⑥，明宪宗认为史书“劝于为善，惩于为恶，正道由是而明，风俗以之而厚，所谓以人文化成天下者，有不在兹乎！”⑦表明史学的惩劝内容可向整个社会施以教化。
    以史鉴戒、以史惩劝和以史教化是内容交错、互相联结的思想环节，并将史学与政治、社会系于一起，使史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机制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古代无论治世、乱世，史学皆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随着史学的发展，鉴戒、惩劝、教化等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必备属性，这样，就不再是史官执掌“官书”以赞治，而是史书本身就应具有辅助政治的永久作用，于是产生了“资治”的范畴来概括史学的宗旨。宋神宗将司马光所修之书命名为“资治通鉴”，赞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⑧司马光亦自称其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希望君主从中“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⑨。这些皆是对史学“资治”蕴义的解析，囊括了全部的鉴戒、惩劝和教化的内容，也包含了唐代杜佑撰著《通典》而“将施有政，用又邦家”⑩的宗旨，即要求史学应提供全套的政治方针、策略、经验教训和行为规范。
    与“资治”观念同步发展的还有史学“明道”的观念。“明道”的概念起于经学，被引入史学之初，仍有因事务实的特征，如唐柳冕认为史学应“明天道，正人伦，助治乱”（11），宋曾巩称“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12），其重点皆落实于当时的政治上。然而，在宋代理学家的发挥下，“明道”观念便升华为对理念的追求，而欲达到一个思想体系的完美实现。邵雍著《皇极经世书》，其子邵伯温阐释此书立意时说：“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13）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更多次引用董仲舒之语，强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14）他所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即本《春秋》大法而作，意欲达到“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既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这里虽也讲到鉴戒，但却从属于倡明“天道”和“人道”，在“明其道不计其功”（15）的原则下，史学宗旨最终是要“会归一理之纯粹”，“以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16），这与“资治”相比，显现出史学宗旨向精神境界发展的特征，但实质上仍体现着积极用世的思想，是经世致用的另一侧面。
    “经世”的概念虽产生甚早，但作为学术宗旨来阐扬，是与“明道”观念有所联系的。魏了翁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等书使“帝王经世之规，圣贤亲民之学，粲然中兴”（17），说明史学“明道”是经世宗旨的体现之一。顾炎武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18），但顾氏的所谓经世是“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19），其所著述，不是辅助当时政务，而是有待于后有王者起而用之。因此，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史学的经世宗旨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直接用于现实政务的“资治”观念，第二是“明道”的观念，后一项内容给不为时用的学者提供仍可从事经世之学的广阔天地。这样，中国古代史学宗旨论就发展成为从鉴戒、惩劝、教化至资治、明道，再总括为经世的三级范畴体系，这三个层次互相联结，形成相当严密的思想网络，这是古代史学理论的最核心部分。
    在史学经世宗旨的思想体系之外，中国古代还产生过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观念，表现了史家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目标，闪烁出自我个性意识的光芒。但后代史家往往将“成一家之言”附从于经世宗旨，或作为撰史的潜在目的，没有发展为自成体系的史学宗旨论。因此，史学经世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宗旨的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