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地位论
    史学在社会生活中，在整个学术中占有什么地位，这也是古代史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刘知几称：“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20）唐太宗也曾赞叹：“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21）这里对史学“国家之要道”、“百王之令典”地位的论述，是从史学宗旨和史学功用导出的，史学的功用是史学宗旨的实现形态，又作为史学地位的成因，以这种思想强调史学的重要性，在古代层出不穷。
    史学在学术上处于何等地位？主要表现于对经史关系的论述上，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具有特色的内容。唐代殷侑称《史记》、《汉书》等历代正史“旨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代教”（22）。宋胡宏认为“史之有经，犹身之肢体有脉络也……经之有史，犹身之脉络有肢体也。”（23）这些议论皆指出了经史之间密切的关系，即经学指导史学，史学辅翼经学。宋代理学大兴，程、朱均有重经轻史之论，但至于元代，经史关系的探讨出现了新的进展。元初理学家刘因说：“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24）冯良佐说：“人有恒言曰经史，史所以载兴亡，而经亦史也。”（25）都从学术根源上打消了经史之别。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指出：“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26）清章学诚承袭前人的论述，提出：“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7），并且进一步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28）这是要以史学为中心，给史学以最重要的学术地位。清初的马、李清和与章学诚同时的袁枚，皆持有类似“六经皆史”的见解，史学的重要地位日益为众多的学者所认识，是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
    三、史学方法论
    中国古代连绵不断的修史活动，使历史编纂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历代学者对史书编纂方法的论述十分丰富，凡史料的征集与鉴择，编撰之先的发凡起例，编撰中的叙事、用文等等，均有精到的阐发或不同见解的讨论。此外，还在阅读史书的方法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上有所探讨，形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以编纂方法论为主，以治史方法为补充的史学方法论。
    孟子在阐述《春秋》等史籍的内容和孔子的修订工作时，顺便提出了史书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事”、“文”、“义”的内在结构，（29）为后世撰写史书提供了方法上的一个总则，要求修史必以史实为基础，善于以精炼、生动的文笔而表达深刻的历史见解，三者缺一不可。对于史料的选择，孟子还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30）的原则，对后来的史料考订方法有指导作用。司马迁修史欲“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其中包括实地的调查采访。班彪通过评议《史记》提出“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主张“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31）的撰史笔法，这些是中国史学史上对史学方法的最初探讨。
    西晋至南北朝期间，形成了对史书编纂方法的热烈讨论，涉及了断代史记事的断限、史书的立例、史书记述的繁简等问题。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全面总结了前人的史学成果，对史学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对纪传体史书编撰的方法予以深入细致地分析，提出许多具体地批评和建议。如关于史料的搜集与鉴择，认为：“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同时指出要对史料予以细致地鉴别，反对“务多为美，聚博为功”的倾向。关于史书的体例，刘知几主张规范严整，批评了许多史书在本纪、世家、列传上“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关于史书篇帙的烦省问题，刘知几认为“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但行文叙事，仍以简要为尚。要做到“文约而事丰”，就要掌握“用晦”的技巧，“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32）此外，在史书题目、注释、人物称谓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史学方法上的论述。刘知几《史通》的内容虽然不是仅论史法，但关于史学方法的论述占据全书的较大篇幅，而且具体细致，对此后史学方法的继续探讨有很大促进作用。
    明代野史丛出，臆说风行，故后之有志于撰述《明史》者，更加注意史料的征集和鉴择问题。潘耒在总结潘柽章的撰史方法时说：“博访有明一代之书，以实录为纲领，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铭家传，凡有关史事者，一切抄撮荟萃，以类相从，稽其异同，核其虚实，……参之以记载，揆之以情理，钩稽以穷其隐，画一以求其当，去取出入，皆有明徵，不徇单词，不逞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33）钱谦益、朱彝尊、万斯同、戴名世以及清代《明史》馆的许多纂修官，均有类似的论议，显示了史料学方法的基本成熟。
    史书形式、史事取舍、记事断限、史文繁简等一系列史学方法的问题，被理论化地总括为“义例”的概念，这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编纂方法论的基本范畴。“义”是指史书所要表达的历史观点、政治见解及著述宗旨。“例”则蕴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既包括史著的体裁，如编年体、纪传体等，也可以指纪传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各类史书的附加内容如考异、自注等，还囊括史书记事的时间范围、地理范围，载事、载文的取舍标准，以词表义的书法问题等等，因此，“例”是史家撰史中的全部手段、方式和规则。刘知几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34）朱彝尊在《明史》馆内，疾呼“盖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缪。”（35）这种对史书义例的重视，实际就是对编纂方法的重视。
    章学诚认为，自班固《汉书》以降，纪传史日益拘牵定例，死板凝滞，为救其弊，他提出“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也。”（36）并进一步阐明应以“圆神”的精神促进史学方法的进步与创新，而以“方智”的方式编辑记注史料之书。“圆神”和“方智”作为一组概念，一是指灵活通变，另一是指有成法定例，章氏引为史学方法的概括，是对史学理论的新的发展。
    读史和研治史学，古人也有方法论上的阐述，其中值得注意的如程颐“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看不合处又更精思”（37）。这里提倡的是将学习与研究结合起来的读史方法。朱熹认为“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38）这是以理学的价值尺度来掌握读史的要点，与其史学明道的宗旨相切合。清王夫之研治史学，更注重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论，在《读通鉴论·叙论》中他提出了“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和“取仅今之传闻，而设身易地以求其实”的治史方法。乾嘉时期，考据学派注重史实的考订，出现了摒斥历史评论的倾向，如王鸣盛主张：“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如指掌。……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39）这是乾嘉学派中最典型的治史方法论，与宋代某些理学家专重义理的议论相反，各执一端。古人治史方法多有不同，既制约于时代的学术风气，又取决于个人的治学宗旨。
    在中国古代，治史有成就者代不乏人，然专论历史研究方法者则相当少见。不过，概论一般治学方法者尚为丰富，诸如“学而不思则罔”（40），“博而不杂，约而不漏”（41）之类，自然也包括研习史学于其内。至于古人关于辨伪、校勘、辑佚、考释等文献学方法的议论，大多也适用于研治史学。这里限于篇幅，皆不一一条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