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修史制度论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皆组织修史，并逐步形成了一定的修史制度，内容涉及组织方式、史料汇集、纂修方法、审核过程、奖惩条例等方面，而关于修史制度理论上的论述则比较集中于对“君举必书”和人君不观史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史馆弊端的批评意见。
    春秋时期，鲁国的曹刿在进谏时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62）说明早已形成了官方记载历史的制度。《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从理论上阐述了“君举必书”有着使之“慎言行”的意义。由君举必书产生的另一问题是君主是否可以亲阅当代的历史记载，对此，古人的见解互有不同。北周柳虬上疏说：“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戒也。……而汉魏以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于是请求将历史记载公开于众。（63）至于唐代，朱子奢则力谏唐太宗不得亲览起居注，指出：“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大唐虽七百之祚，天命无改，至于曾玄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云廷折，董狐无隐，排霜触电，无顾死亡，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64）这是对人君不观史原则的有力论述。此后，围绕这个问题，历有论辩，主张人君可观史者，大抵本于柳虬之言，如唐太宗、叶适等人皆有这种见解；反对人君观史者，如欧阳修、王应麟等，多同于朱子奢之论。
    朝廷设馆修史，兴盛于唐代，而唐史官刘知几对史馆制度指摘甚力，指出其弊端有五：一是史官众多，互相观望；二是史料欠缺，难以编纂；三是权贵干涉，不得直书；四是监修牵掣，无从下笔；五是科条不立，职责不明。（65）宋代修史制度又有所发展，然而欧阳修、朱熹都对宋朝史馆制度予以尖锐的批评，同时提出了改善修史制度的方案。
    清章学诚对修史活动的全局予以考察，形成了“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的史学总体观念，他设想以官方主办的方志为基础，下为谱牒志状持平，上为朝廷修史提供资料。因而应在州县设立“志科”以聚集资料，准备编修方志。这样就形成了“制度由上而下，摭由下而上”的整体修史制度。（66）这是对修史制度理论的杰出贡献，惜乎未能实行。
    七、史籍优劣论
    中国古代对于具体史籍的评价，即一般所说的史学批评，除了应用封建时代的政治、伦理、道德等思想原则之外，便是以上文所述史学理论内容作为批评的依据。因此，史学批评在史学理论上具有综合性和应用性，而不是史学理论的一个专项内容。然而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另有关于史籍优劣问题的论述，不是针对某一具体史书，而是总评一类史籍，这种史籍优劣论的产生，是由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史书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决定的。
    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篇，对班固创始的纪传体断代史基本采取肯定的评价，而宋郑樵则力主“会通”，贬斥班固，全盘否定断代史。（67）章学诚总结了通史有“六便”、“三弊”，主旨也倾向于提倡通史。他们的论述，都富于说理性，为通史与断代史相比较问题上的卓荦之论。关于杂史，刘知几曾条别其类，指出“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68）这个议论是比较公允的。清赵翼则认为“稗乘脞说”与正史歧异者，皆不足征信，故在《廿二史札记》中独重正史。关于国史、实录与野史的对比评析，因明代野史的大量涌现而趋于热烈。万斯同比较重于实录，自称“得观有明实录，始知天下之大观盖在乎此”（69）。汪由敦亦认为“实录虽有曲笔，必不至如野史之凿空无稽也。”（70）王鸣盛则强调“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71）。
    编年体和纪传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史籍形式，对这两类史籍孰优孰劣的议论也最为引人主目。晋干宝盛誉编年体而贬抑纪传体（72），范晔则批评《春秋》“文既总略，好失事形”，认为“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73）。刘知几精辟地分析了编年与纪传二体各自的优、缺点，认为“考兹胜负，互有得失”，“欲废其一，固亦难矣。”（74）但并没有使争议平息，萧颖士提出：“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为训。”（75）皇甫又撰《编年纪传论》（76）指出：“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之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延至宋朝，孙甫虽未完全否定纪传体，但赞扬“编年体正而文简”（77）。南宋王益之甚至指斥纪传体史书“使人自为传，臣自为功”乃是有违于《春秋》的“尊王”一统原则。（78）以上这些不同见解，反映了史家不同的史学价值取向，并不仅仅限于史学方法问题。但古代史学的实际发展，已对此作出了结论，清王鸣盛说：“纪传编年，横纵经纬，不可偏废”（79），就是远承刘知几的见解而作出的平允论断。
    八、史学流变论
    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演变，古代学者早已有所考察，在史著的序文、经籍志的小序及其他论著中，都有着论述史学流变的内容，其中除单纯铺陈历代史籍编撰情况者外，有些则穿插着对史学发展的评析，有些寓论断于叙次之中，成为古代史学理论的内容之一。
    《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最早试图解释史学产生和演变问题的论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试图阐明《春秋》、《左传》撰述的背景与动机，以及对其他史籍的影响，主张“综其终始”，略具考察史学流变的意识。此后，作出这类探讨者代不乏人。班彪评述了《史记》及其他史籍，《文心雕龙·史传》篇、《隋书经籍志》史部总序、后序及各类小序，刘知几《史通》的《六家》、《二体》、《古今正史》、《史官建置》等篇，都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史学的发展演变，并且能与社会背景、学术风气联系起来分析史学演变的原因。郑樵、晁公武、朱熹、叶适、李焘、胡应麟、焦等人，也有相关的议论。至清代，章学诚对史学流变问题作出了独到的理论性分析，他指出：“《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80）章氏还认为史学应不断变通、进步，以改革义例。他提出应在纪传史中立“史官传”，其写法是“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即打破人物传记的模式，着重于史书的整个编纂过程和后来传习情况。这实际上是要求考述史学流变，已接近于提出研讨史学史了。章氏在《和州志》和《永清县志》的《前志列传序例》中，将司马迁之后的史著划为三个阶段：《史记》、《汉书》的撰写为父子相传之业，且能成一家之言，称为“家学”；此后至南北朝时期，“史臣不领专官，则人自为编、家各为说”，称作“名家之学”；隋唐以后，“名家复歇，而集众修书之法行”，而考察不同阶段史学状况应注重这些不同内容。章氏的见解，达到了古代学者在史学流变理论上可能达到的认识顶峰。
    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具有上述八个方面的思想内容，其间相互联系，有机地构成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这些史学理论，除唐刘知几、清章学诚等少数人作出总结性的贡献外，在长期的发展中主要不是以长篇巨制的专著表现出来，而是由千百个学者共同创树，互补互益形成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往往浓缩在简要的概念、范畴或类若格言的语句之中，如“良史”、“信史”的概念，鉴戒、惩恶劝善、资治、经世、六经皆史、“三长”等范畴，“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国可灭，史不可灭”等语句，都具有丰富的理论蕴义，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