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史学思想的核心
    具有5000多年灿烂文化历史的中国，有着许多优秀的史学家和优良的治史原则，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秉笔直书”。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溢美，不隐恶”，按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写历史。邓小平不仅是中华民族“秉笔直书”优秀史德的忠实继承者，而且在此基础上有了重大的发展。研究历史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他的史学思想的精髓。它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透过大量的历史事实探讨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自觉掌握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历史前进。这是“实事求是”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对于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⑩邓小平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原理，一贯重视探讨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早在1943年他所作的《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一文，就是这方面最早的代表作。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提出“根据地建设的规律”这个重大问题，并总结出必须把党的建设、武装力量的扩大、政权的加强和群众组织的健全这四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建立与巩固扩大根据地。这四个方面都很重要，缺一不可。正是在自觉运用上述规律的情况下，太行根据地稳步巩固与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成为重要的战略基地，对于完成民主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小平在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后，更加重视探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就提出：“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11）接着在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以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拨正了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方向，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逐步探讨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规律。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2）按照这个结论，经过五年艰苦的努力和探索，党的十三大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大会高度评价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认识的历史性飞跃。又经过五年的实践，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更加丰富，为党的十四大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大会根据邓小平多次对这个理论的阐述，概括其主要内容为九个方面；对于邓小平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并揭示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找到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个创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邓小平实事求是史学思想的宝贵结晶，是他重视历史经验的光辉典范。
    其次，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能否科学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是衡量史学思想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史学思想的正确性突出表现在他能公正地评价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关于对待党的历史、党的领袖的评价，“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13）。这里，邓小平将坚持实事求是评价党的历史和领袖，不是作为方法问题，而是作为立场问题，值得深思，也体现了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独到之处。围绕实事求是评价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合乎事实的原则，“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恰如其分的原则，要求评价适度、精确；公正评价的原则，既讲功又讲过，不夸大也不缩小，公正合理；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中去加以分析的原则等。邓小平是实事求是评价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的楷模，他的许多精辟独到的论述，尤其在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极为精彩。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毛泽东逝世后，曾三次被“打倒”而又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邓小平，不计较个人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旗帜鲜明地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14）所以“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15）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五次说要“实事求是”，带头身体力行，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犯的错误，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邓小平评价党的历史和领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积极效果，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维护了党和党的领袖的光辉形象；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对党的历史人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作出了科学的结论，撤销了中央在1976年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受到迫害的各级党、政、军机关干部陆续得到平反；受到打击、诬陷或迫害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恢复了名誉；撤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和有关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誉，从而使建国以来这起最大的冤案得到平反；解决了沉淀几十年的冤假错案，此举深得人心，合乎民意，万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