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敢于对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结论，突出表现对中国共产党70年历史上反倾向斗争作出科学的论断。邓小平站在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明确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6）这不仅是对建国40多年来反倾向斗争的概括，实际上也是对党的多年反倾向斗争历史的科学总结。正如他指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这是对“左”的错误无情的批判。邓小平无疑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敢于指出主要倾向是“左”的错误的领导人。
    邓小平之所以能作出上述科学论断，也是他一贯既反右、又反“左”，而主要是反“左”思想的结晶。由于他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因而在建国初期就强调反‘左’，明确指出：“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到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17）这么旗帜鲜明地与宁“左”勿右的倾向作斗争，在党史上是罕见的。对于自1957年后发生的“左”的错误，邓小平以不同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更为可贵的是他敢于提出：“就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城市工作也有‘左’的错误。”明确提出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也有“左”的错误，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一种大胆的提法，令人深思。这既是对大革命时期历史的一种总结，也是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左”的错误的一种抵制。邓小平因而被第二次打倒。1973年初，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因为他极力反对“四人帮”并纠正“左”的错误而被第三次打倒。正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反“左”而三起三落，使他能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深刻认识到“左”的错误倾向是主要倾向，对中国人民的事业危害极大，因而在90年代作出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科学论断。这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史学思想开放出的又一支奇葩。
    第四，敢于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尊重历史，是邓小平史学思想的鲜明特点。
    邓小平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尊重历史的一个可贵之处是他不推卸自己在历史上应负的责任。80年代初，当有人把自1957年以来的错误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的说法盛行时，邓小平出以公心，坚持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历史，他明确指出：“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象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18）在漫长的历史中，总起来看，邓小平是站在正确方面，就是这两年他与领导集体共同犯过错误，但他严于律己，主动承担历史责任，这种对历史负责的高贵品德，是他实事求是史学思想的必然反映。
    三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不仅是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而且在史学理论的许多方面有着自己独创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对于这个在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邓小平有着自己明确的观点。他指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9）在这个大前提下，他还强调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即“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20）。1979年在中国文联“四大”上的祝辞中，他对于上述观点作了具体的发挥，指出：“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21）这是对人民创造历史的热情讴歌，没有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不可能发出这样铿锵之音的。
    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十多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这个独创性的观点。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根据此观点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邓小平的这一理论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思想。
    第二，关于史学研究的目的的问题，或者说是史学功能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研究历史和解决历史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未来的重要论点。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22）。他还说：“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23）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问题争论很大。有的认为研究与解决历史上的问题本身没有什么目的，即通常所说的“为历史而历史”。有的则认为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而邓小平提出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未来”，为了“向前看”，从而在史学研究目的问题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第三，研究历史要进行比较。虽然比较史学早已有之，但邓小平运用这个史学研究方法却有独到之处。还在80年代初，当有人以中国共产党自1957年后屡次出现失误为理由，妄图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24）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好，为什么出现种种严重的曲折呢？对此，邓小平一方面严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历史的曲折，固然有主观的原因，但“根本（着重点是作者加的）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用扫帚扫光。”（25）所以在今天历史的长河中仍会出现曲折；另一方面，他也深刻指出：“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的发展，也都有过重大曲折和反复（英、法出现过反革命复辟，德、意、日出现过法西斯统治）。”（26）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上可以出现曲折，而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出现历史的曲折呢？何况社会主义出现曲折的根本原因是剥削阶级留下的不光彩的历史遗产呢？同时，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的严重错误和曲折，都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加以克服和纠正，从而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而德、意、日法西斯则是由世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加以消灭之。对两种社会制度发生历史曲折的这种比较研究，科学地回答了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合理性，从而端正了对这40多年历史的认识。也正是从这种科学的比较出发，邓小平于1992年初再次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
    第四，在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上，邓小平也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其一是要对党的历史有一个总体认识。如果把党六七十年历史分割开来看，某个时期党犯了严重错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不能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因而邓小平要求在研究党史时，必须看党的全部历史。其二，要看党的历史的主流。以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为例，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尽管有1958年的错误，但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文化大革命”应完全否定，但这十年中也还有健康的方面，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27）改革开放15年来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所以说，这40多年的历史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其三，对历史遗留问题的研究与处理，宜粗不宜细。他指出：“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28）这样作的好处是避免纠缠历史旧帐，争论不休而影响团结，从而“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29）。由于邓小平上述研究党史的方法为大家所接受，因而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对建国三十多年历史的正确认识，从而团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全身心地投入祖国现代化事业的洪流中去，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历史新篇章。历史再次证明：正确的思想理论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就会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在邓小平正确史学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中国共产党数千万党员和十多亿中国人民所接受，这个精神力量迅速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使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
    总之，邓小平的史学思想是很丰富的，本文只是涉及到一些主要问题，作为抛砖引玉，期望引起党史界的关注，把这项研究工作引向深入，从而推动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工作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