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俄乌之间的外交-文化冲突
    前文我们分析了，在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文化差异形成过程中，俄罗斯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对俄罗斯的认知和态度的差别，又成为乌克兰东西部差异的标志之一。伴随着乌克兰独立，乌克兰民族文化复兴也以各种形式展现出来，其中，俄罗斯在乌克兰历史—文化中的一些被称为“负面”的因素成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国家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并引发了双方的一系列争议甚至冲突。
    总体来说，俄乌之间的历史文化争议的内容，大致可以以乌克兰并入俄罗斯为界划分为两部分。对于并入之前，争议主要涉及基辅罗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起源中的作用和地位；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关系；《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等相关文献的内容、作用；乌克兰并入俄罗斯的历史环境、目的、后果等。这些问题的争议主要在学术界，但其民族情绪和表达也在官方、公众和媒体中广泛存在。双方学者还召开学术会议进行讨论。例如，2008年4月3-5日，俄科学院欧洲所召开了俄乌关系史会议，俄乌学者就双方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了研讨。(19)以后莫斯科大学等也参与进来。虽进行了诸多争论，但分歧并未减少。对于并入之后，也就是处于帝俄及苏联一个国家内的历史文化过程，争议的内容则广泛得多，而且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官方成为争议的参与主体。客观而论，争议是由乌方主动引发的，俄方主要是应对式的反应。由于双方争议内容相当复杂，笔者无意对它做详细论述，这里以外交领域为主做概略的介绍和分析。
    乌克兰独立后就开始把与俄罗斯之间的历史文化问题纳入到法律、政策范围加以处理，同时使其进入到外交领域。双方为了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编写、出版了大量的书籍、论文，同时举办各种学术会议，以宣传自己的观点，扩大影响，并确立学术地位。在所有争议中，有关大饥荒的表达最为强烈，乌克兰政府和一些学者多次发表意见，认为它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геноцид)。2005年尤先科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60周年纪念活动时，就呼吁国际社会承认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并要求俄罗斯为此道歉(20)。大饥荒是1932-1933年在全苏范围内发生的一次灾难，因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数百万人死于饥饿，其中，乌克兰死亡人数是各加盟共和国中最多的。问题是，乌克兰为什么选择大饥荒作为最主要的问题来发起对俄罗斯的责难呢？关于这一点，乌克兰官方甚至学术界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在大饥荒中，乌克兰死亡人数最多，宣传大饥荒容易引起全民族范围内的共鸣；第二，把大饥荒塑造为“种族灭绝”可以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进而否定俄乌之间的文化-精神联系；第三，大饥荒是一次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以此制造舆论有利于在国际上赢得同情；第四，由于大饥荒发生在斯大林时期，可以把它作为否定斯大林体制或社会主义制度的实例，更易在西方得到支持，有助于乌克兰融入西方。
    大家知道，苏共二十大之后，在西方掀起了一股反斯大林体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浪潮。其中，大清洗、大饥饿这类疮疤更成为首选的靶子。此时，美国官方开始关注大饥荒，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人散居群体在这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21)。1958年，基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属的国内安全法案和其他国内安全法执行状况调查分委员会的质询，出台了题为《苏维埃帝国：各族人民的监狱，对种族灭绝的研究，歧视和越权》的报告，其中说到在乌克兰人为的饥饿中有480万到800万人死亡(22)。1984年9月，参议院开始制定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的法案和两个决议，类似的工作也在众议院进行，并建议成立政府委员会，以搞清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发生的悲剧中的作用，并使舆论界了解情况。初期计划要求委员会由21人组成，工作期限3年，从政府预算中拨款300万美元。1984年10月，委员会成立，成员减少为15人，工作期限减为2年，拨款减到40万美元。委员会成员中，参议员2人，众议员4人，政府部门代表3人，以及乌克兰社团代表6人，委员会主席为杰姆斯?梅斯(James E. Mace)。该委员会的结论是，大规模死亡是由人为的饥饿造成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于1932-1933年在乌克兰实施了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23)。1984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根据美国111届国会决议，宣布1984年11月4日为“乌克兰1933年大饥荒纪念日”。1986年，出版了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的书《痛苦的收获—苏联的集体化和恐怖的饥饿》(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书中对大饥荒作了全面介绍，认为它是人为的，目的是打击民族主义和粉碎农民反对集体化的意图(24)。类似美国的做法，在其他西方国家中也有不少。关于这一问题，作者拟另文论述，于此不赘。
    实际上，在乌克兰国内，大饥荒在独立之前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独立后更是波及更大的范围。历届乌克兰领导人都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动员工具，这在尤先科时期表现得最突出。尤先科执政期间，乌克兰外交政策更加西倾，对俄罗斯(苏联)的指责也更加激烈，大饥荒被工具化就更为明显。尤先科以大饥荒为起因，在全国举行题为《乌克兰应记住，世界应承认》的活动，其主要内容有：
    1.创作相关记忆(历史)的国家书籍。在乌克兰所有遭受过饥荒的州，在州和区国家机关的领导下成立协调小组，收集1932-1933年由于饥饿受难和死亡的证据。这些协调小组指导着数以万计的地方小组的活动，它们在各地、首先是农村搜集证据。参加人有教师、大学生、中小学生、图书馆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地方志学者、俱乐部主任等。
    2.举办群众纪念活动“点燃蜡烛”、“不灭的蜡烛”等，举办悼念集会和演出，组织造型艺术和文学作品竞赛、学生作文竞赛，献花圈和鲜花，在中小学开办纪念课程，建立纪念地，在博物馆、学校和图书馆办展览，设置十字架、纪念标志、纪念塚，植树、建立综合纪念物等。
    3.用立法手段确定大饥荒为种族灭绝，禁止对它做任何其他的解释。
    4.通过国家出版基金，鼓励出版内容为1932-1933年大饥荒的学术研究成果。(25)
    此外，尤先科还在美国国会、欧洲议会等国际场所发言，宣传大饥荒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乌克兰官方也在国外会议和国际组织中开展承认1932-1933年大饥荒的活动，例如：
    2003年9月，库奇马总统在58届联大发言，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的倡议，纪念大饥荒中的受难者。同时乌克兰外交部和政府准备了58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草案，内容是谴责大饥荒并承认它为种族灭绝行动。后经大会辩论，最后通过了有美国等25国签署的《关于乌克兰1932-1933年大饥荒70周年的联合声明》。声明没有承认大饥荒是种族灭绝，而是“乌克兰人民的悲剧”，同时表达了对伏尔加河沿岸、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及其他前苏联地区因饥饿而死亡的数百万俄罗斯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的纪念(联大第三委员会文件，俄文版А/С.3/58/9)。之后又有11个国家在该声明上签字(同前，A/C.3/58/9/Add.1)(26)。
    2006年4月21日，在莫斯科参加独联体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的乌克兰外长鲍里斯?塔拉修克(Борис Тарасюк)提议，把承认1932-1933年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列入会议日程，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即提出反对。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投了反对票，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弃权，古阿姆的四个成员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投了赞成票(27)。
    2007年11月1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4届大会上，193个国家通过了《纪念乌克兰大饥荒牺牲者》的决议，但它没有承认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28)。
    2008年9月24日，由于没有获得支持，乌克兰代表团被迫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正式撤销了它此前提出的《纪念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决议草案(29)。
    2008年10月23日，欧洲议会通过非法律性质的决议《以大饥荒周年活动纪念乌克兰1932-1933年人为饥荒》(P6_TA-PROV(2008)0523)，同时呼吁乌克兰人民和有关国家寻找档案，进行深入研究(30)。该决议同样没有承认种族灭绝。
    以上情况说明，尽管乌克兰政府力图把大饥荒是种族灭绝推向世界范围，但国际社会并没有认可，这对一些乌克兰人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反俄情绪无疑是一种否定。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乌各地区对大饥荒的态度是有明显差别的，有研究指出，在西部、中部和北部，认为大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超过80%，东部约50%，而南部和顿巴斯则约为40%(31)。
    以上我们介绍了乌克兰官方在大饥荒问题上的一些做法，显然，这是针对俄罗斯的。俄罗斯一直强烈反对大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说法。2008年4月，俄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关于纪念苏联境内1930年代大饥荒死亡者的声明，认为大饥荒是全苏联人民的灾难，它“没有，也不会有国际社会所认为的种族灭绝的特征，不应成为当前政治投机的对象”(32)。2009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历史文献司以及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和其他七个国家级档案馆联合出版了《1929-1934年苏联的饥荒：新文献》一书(俄文名：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英文名：Famine in the USSR 1929-1934.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该书编者的主要观点是：30年代的大饥荒不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有中央和地方当局的政策错误，强制集体化，在出现灾情后仍然大量出口粮食，严格限制灾民外逃等；苏共中央在了解到大饥荒的严重情况后，采取非常措施停止了粮食出口，并向灾区提供大量粮食援助。(33)俄罗斯这种以历史档案来说明事实真相的做法，表现出其态度的客观性。可以和俄罗斯的情况相比的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在大饥荒中死亡了150万人，但哈萨克斯坦政府和民众认为大饥荒是苏维埃政权的错误，没有把罪过归于俄罗斯人。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2012年5月31日出席“1932-1933年大饥荒纪念碑揭幕仪式”时，要求人们不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34)。
    综合以上，我们认为，虽然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外交-文化领域发生了不少冲突，但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官方和精英层面。在对待俄罗斯及相关问题的态度方面，乌克兰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对于一个具体问题来说，有多少人反对或支持，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在介绍了诸多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负面态度的同时，我们认为也有必要指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密切联系是不可能被否定掉的，这种联系无论现在还是今后，都还会在俄乌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2010年4月亚努科维奇总统宣布不能认为30年代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就是一个证明。除此之外，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卫国战争、30年代的大清洗等问题上也存在着争议(35)。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束语
    民族国家在获得独立的一刻，就面临着确立自己民族文化优势地位的任务，乌克兰也是如此。民族文化优势地位的确立，一方面需要以法律形式规定国家语言，确定所信仰宗教的地位，规定有标志意义的国旗、国徽、国歌等等；另一方面，需要制定专门的文化政策，对本民族的历史做出官方描述，对语言、宗教的发展做出规划，确定本民族稳定的文化认同。然而，要完成这一使命，乌克兰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如前文所述，由于乌克兰历史文化存在着明显的东西部差异，又与俄罗斯及俄罗斯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使得乌克兰在许多问题上必须在两难中做出选择。
    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对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乌克兰东西部之间首先应该建立一种非政治化的民族认同，这需要在语言、宗教、历史等方面建立共识，而不是把政治选择当做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历史、文化问题政治化，不仅不利于民族认同的确立，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甚至加重民族的分裂。乌克兰是一个在历史、文化方面被割裂的民族，在如何重建民族认同方面，需要更多的思考。
    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同的民族起源和几百年的共同历史使俄乌两族在各方面都颇有相似之处。但乌克兰由于西部长期受欧洲影响，又常常表现出反俄情绪。另外，由于选举政治、“回归欧洲”等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乌克兰国内总是有一股“全面否定俄罗斯”的思潮，这已经对乌克兰人民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影响。但这种思潮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歪曲历史、夸大俄乌关系中的民族因素，已对俄乌关系造成了危害。在国家关系中，经常会发生一些矛盾或冲突，各种国际行为体也都在做出努力通过各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一般来讲，国家关系中的问题可以划分为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几个层次。比较而言，文化层次的矛盾最难解决，因为它形成的时间久，参与者范围广——从精英到民众，从政府到民间，往往带有“全民”的特点。文化又涉及传统、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很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造成了文化冲突的难解性和长期性。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乌克兰人，特别是东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历史上形成的联系是不会被轻易否定掉的，而且这种联系仍在俄乌关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化因素正在越来越多地以负面形态进入乌俄关系，并不断扩大影响。如果双方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并共同采取措施加以消减，那么可以断言，俄乌关系的良性发展就会变成不可期待的目标，并有可能发展到两国关系中的其他方面，造成更多的麻烦。俄乌关系中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变化及其作用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