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所不同的是，周作人通过介绍外国文学，使自己的学术思想有了许多西方的或日本的渊源；而顾颉刚则早在他14岁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英文和算学不及人，所以更加致力于国学（《顾颉刚年谱》第19页）。这本来不过是治学路数的微小差别，但从以后来看，这个差别一方面使他们殊途同归，都走上了重视民俗学的道路，另一方面却影响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的不同看法，所谓同归而又殊途。
    从1906年到1911年，周作人在日本学习。就在1906年，他在东京见到了鲁迅订购的美国盖莱（Gayley）的《英国文学里的古典神话》，很快又买到了安德鲁·朗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诸书，了解了欧洲神话研究中的人类学派思想。从此他也知道了此前的马克斯·缪勒及其语言学派的情况，对朗用人类学或民俗学的方法解释神话深感兴趣（《夜读抄·习俗与神话》）。在他广泛涉猎的读物中，包括弗雷泽的《金枝》、蔼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哈特兰的《童话的科学》等，这都与人类学或民俗学有关。
    也许与童年时“热衷于街头空气”有关，也许与日本接触了大量西方人类学、民俗学著作有关，周作人开始对日本“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很感兴趣，有空总要到“寄席”去听“落语”，进而又去注意川柳与狂言，发现这些民间文艺形式中体现了下层人民的审美观点和价值判断，往往用诙谐、讽刺、滑稽的形式把传统观念颠倒过来，这使他经常联想到他童年时的故乡民风。到1910年，他又买了柳田国南的《远野物语》，这无疑表明他对“乡土研究”或即民俗学有了更浓厚的兴趣。
    周作人的国外学习经历，多多少少地改变了他以往曾经有过的一些观念，尽管他的思想在后来又有变化。他回国后首先在儿童教育方面投放了一定精力，把儿童教育与民族的振兴联系了起来（“儿童问题之初解”，《绍兴教育月刊》第6号）， 在《童话研究》等论文和《小儿争斗之研究》等译文中，认为儿童思想中体现了人的真诚和本性。他还指责了那种以破除迷信为借口而捣毁古庙的幼稚行为（“论保存古迹”，《绍兴教育月刊》），这与年轻时的作法颇有不同。特别重要的是，1914年1月，他在这个月刊的第4号上发表了征集绍兴儿歌和童话的启事 ，其中有曰：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尽管对他的呼吁响应者寥寥，但这毕竟是1918年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先声，而且明确提出了“民俗研究”的术语，还指出了这种研究的乡土教育功能。这在当时都学还第一次（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第一章中，提到周作人1923年10月在北大《歌谣周刊》中发表“儿歌之研究”一文，提到了“民俗学”一词，并在“附记”中说这是“十年前的旧作”，因而推断1913年“民俗学”一词便由日本传入中国。据查该文发表于1914年1月20日的《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即刊载“启事”那一期，时间上略有差误，但说1913年就已传入亦无不可，因为周文的写作在1913年）。
    顾颉刚却一直没有出国，从1913年开始进入北大预科。据他自己总结，使他走上这一条道路的，首先是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使他对上古的传说人物产生了怀疑，但还没有想到“搜集民间的神话和传说，来发展夏曾佑的思想”。其次就是他对戏曲的爱好，这一点似乎对他的影响更大（“我在民间文艺的园地里”，《民间文学》1962年第3期）。
    在这里应该说一说周作人对京戏的态度，因为他的态度似乎与顾颉刚的态度有天渊之别。他后来回忆出国前在北京看戏的印象说：“我平常也很厌恶那京戏里的拿了一个字的子音拉长了唱，嗳嗳嗳或呜呜呜的纠缠不清，感到一种近于生理上的不愉快”，还有就是“戏剧上淫亵的做作”，这竟使他在再来北京的40多年生活中，“不曾一次看到京戏，而且听见‘嗳嗳嗳’那个唱声，便衷心发出厌恶之感”（《知堂回想录·北京的戏》）。
    而顾颉刚却曾专门跑到上海去听了几次戏，“回来后便要作上几个月的咬嚼。这时我竟有这般福份，得居戏剧渊海的北京，如何忍得住不大看而特看。于是我变成了一个‘戏迷’了！”他认为“戏戏子的吸引力，比好教员更大”。因此他竟逃课去看戏。但他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欣赏上，而是从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就是从戏中发现了许多传说的不一致，于是又进而去看小说，听曲艺。於是最为重要的是他的观念因之发生了转变：
    我曾在祖父母和婢仆的口中饱听故事，……十岁以后，我读书多了，对於这种传说便看作悠谬无稽之谈，和它断绝了关系。……我鄙薄说书场的卑俗，不屑去。我鄙薄小说书的淫俚，不屑读。在十五岁的时候，有一种赛会，唤作现圣会，从乡间出发到省城，这会要二十年一举，非常的繁华，苏州人倾城出观，学校中也无形的停了课，但我以为这是无聊的迷信，不屑随着同学们去凑热闹。到人家贺喜，席间有妓女坐唱曲，我又厌恶她们声调的淫荡，唱到我一桌时，往往把她谢去。从现在回想从前，真觉得那时的面目太板方了，板方得没有人的气味了。……自从到了北京，成了戏迷，于是只得抑住了读书人的高傲去和民众思想接近（《〈古史辨〉第一册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