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以被视为顾颉刚正式开始研究民间文化的一个标志。就是在这年9月，他又回到北大复学。10月，他再次与友人在京郊漫游， 第一次到了妙峰山（《顾颉刚年谱》第53页）。
    1922年，北大的《歌谣周刊》创立，这标志着歌谣运动发展到新的高度。但周作人的思想却在混乱中彷徨。对于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的了解，无疑将有助于搞清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里，他与顾颉刚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区别。这年1月， 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叫作“自己的园地”。在这个专栏的同名发刊词中，他正式主张要用“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靠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自己的园地”。而不要用某种“大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接着，又在一场关于基督教的论战后，他表示要“保持理性的清明”，不要“裹到群众运动的涡卷里去”（《谈虎集·关于儿童的书》）。但是，这时的周作人还无法彻底脱离五四精神，他不断发表文章反对“复古与排外”的倾向，大力扶植新文学。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周作人曾引用意大利的卫太尔的话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他接着说，“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依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髓。
    到1924年北大的公布情节事件时，他益发感到“群众运动”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于是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之长期反思，终于化为一种批判五四的宣言。他说，“五四运动是国民觉醒的起头，自有其相当之价值，但亦有极大之流弊，至今日而完全暴露”，而表现之一就是“五四是一种群众运动，当然不免是感情用事”（“五四运动之功过”，《京报副刊》第193号）。后来他还写下了“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与他过去满怀热情投身其中的五四精神--至少是这种精神的很大部分--挥手告别了。用有的论者的说法，他这时思想的核心就是“个人本位主义”。
    《周作人传》的作者钱理群是这样对他加以总结的：
    周作人讲神话、童话、儿歌与谜语，说男人、女人，小儿与原始人，论文学、艺术，爱与性欲，都在追求着同一个目标：人性的和谐，精神的超越，说到底，是对“贵族精神”的一种自觉的追求，或者如周作人自己所说，是希望实现“平民的贵族化”即“凡人的超人化”（该书第268页）。
    这种脱离现实的追求，这种纯粹个人精神的而少有社会功能的努力，自然使他对民间文化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书斋里，从理性的高度去对它高谈阔论一番。因为缺乏实践，反而使他对“民众”的劣根性强调得更多，甚至说出这样绝对的话来：“我承认中国民族是亡有余辜，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谈虎集·诅咒》）。后来他还曾这样评价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许多运动家还是浪漫派，往往把民众等字太理想化了，凭了民众之名发挥他的气焰，与凭了神的名没有多大不同”（《永日集·爆竹》）。“中国近来讲主义与问题的人都不免太浪漫了一点，他们做着粉红色的梦，……至于农民生活是怎样的蒙昧、卑劣、自私，那是决不准说，说了即是有产阶级的诅咒”（《永日集·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因此尽管他的话中多少有些合理之处，多少言中了当时运动中的过激、片面、甚至伪善的现象，但还是体现出他对民众的彻底失望。他通过民间文化的研究所发现的，较少是民众的创造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较多是麻木不仁的劣根。因此这就决定了他对研究民间文化社会功能的否定，这也就必然断送了他民间文化研究的前途。
    周作人对晚明的公安、竟陵派颇为推崇，无论从文体、风格还是从内在精神上说，他认为后者就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他甚至觉得当时中国的现状就是“明季的样子”（《永日集·燕知草·跋》），自己也好象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永日集·历史》）。这些人反抗传统，追求人格和艺术上的“性灵”，直抒胸臆，自出机杼，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极为浓厚，但他们基本上是在文学领域里倡导新潮，而较少把精力投入社会方面的变革，即如他称许的张岱，在明末清初的剧变之下，也只好通过文字一抒悲苦之情。于是周作人似乎找到了历史上的自我。这个定位也似乎是准确的，因为如东林、复社一脉，那些文学上颇有革新精神、但却有亏气节的人物，钱谦益、吴梅村等人的影子，就可以在周作人身上找到。相形之下，在把自己的学术用于批判现实、有用于现实、而不只囿于书斋、限于内心方面，顾颉刚可能更象他所注意的民间文学家冯梦龙、金圣叹，甚至写《天下郡国利病书》的顾炎武和写《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如果说周作人是晚明心学的精神继承者，那么顾颉刚就是明末清初经世学风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