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这个滋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畸形产物，自辛亥革命以来就成为左右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使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孙中山，不得不与之结下难解之缘。或妥协退让，或奋起斗争，或纵横捭阖，或分化瓦解，呈现出既矛盾又合作的错综复杂局面，令人瞩目与深思。
    一
    自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至1915年“洪宪帝制”覆灭，孙中山的主要政治对手是北洋军阀总头目袁世凯。
    当袁世凯以北洋军阀势力为依托，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军阀本质和野心还是有所认识和警惕的。他在决定让出总统职位的同时，提出了“调虎离山”和“套虎于网”的策略，试图压迫袁世凯遵守参议院所制定的法令，通过革命派占主导地位的南京政府和参议院①，防止可能出现的专制自为现象产生，以保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正如他向谭人凤吐露的那样，“且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②
    袁世凯本人对此也看得十分明白，孙中山“欲以虚荣厚礼诱吾就彼范围，此调虎离山之计，宁不如愿。若尝试于我，夫亦太不自量矣。”③果然，孙中山的打算在袁世凯的破坏和阴谋下一一落空。
    事实上，孙中山同意袁世凯在北京继任大总统，就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④。抛却各种客观原因，如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彻底性，革命派内部的妥协浪潮，同盟会的涣散等因素外，即就主观原因而言，孙中山政治上也有许多不成熟及错误之处。
    1.幻想以和平收革命之功。
    这一幻想由来已久，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时，针对保皇派提出的革命必然召致帝国主义干涉，使天下大乱，血流成河等谬论，革命派就表示，革命时间必力求其短，革命范围必力求其小，以避免出现上述局面。
    辛亥革命爆发后，果然出现了帝国主义乘机瓜分中国的形势。日本政府首先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请其扑灭中国革命”⑤，到11月中旬，陆续云集武汉江面和中国领海游弋的列强军舰已达51艘，兵力达19000人。各帝国主义报纸也纷纷鼓噪，扬言在中国“外国暂时控制是一定可到来的”。⑥
    在国内，随着各省独立运动的展开，割据分裂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江西，“各分府自相雄长”、“都督林立”。在广东，民军各树一帜，互不统属，情形极为混乱。因此，有人忧心忡忡：“吾国初遭大变，各省分治之现象已成，而其尤甚者，莫过于一省之中，复自分裂，不相统属。例如东南各省省城独立，其各郡县相继起，而皆各立一军政府，不相统辖，几成四分五裂之形。”⑦
    上述两种情况，使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十分担心，他们更愿意采取政治和平手段而代替武装解决，以缩短革命时间，缩小革命范围。以所谓和平的循乎国际法的有秩序的革命，来避免大规模的流血斗争，避免帝国主义干涉。孙中山自己就称：“夫今日人民及党人所望于我者，非望我有坚强兵力也，乃能在收拾残破之局以拨乱反治也。……且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是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兴兵？”⑧因此，他们容忍了谭延闿对湖南革命政权的篡夺，容忍了清广西巡抚沈秉堃的所谓独立，容忍了江苏巡抚程德全的换汤不换药。其他如江西、安徽、浙江的独立，也都是革命党人和立宪派、旧官僚达成妥协的产物。由于太囿于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框框。故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尽管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之流也屡有抗争，但毕竟底气不足，最终还是虑于和平革命的破产而步步退却。可以说，将革命政权拱手相让只是前一段妥协行为的继续，早在革命爆发之初，即已于以和平收革命全功之幻想中埋下了。
    2.错误地认为民族、民权革命已经成功，弃剑为锄、努力于国家建设的时机已经到来。
    孙中山在辞职呈文中就乐观地展望说：“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族民权“两个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实现，现在我们应该进行经济革命。”⑨他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措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入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⑩孙中山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从发展实业入手，即能够壮大民主和平势力，保障共和国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即使后来袁世凯逐渐露出专制面目，如干预国会，强奸民意，唆使北洋军阀通电胁迫参议院通过派陆征祥继唐绍仪组阁，开始向专制独裁过渡，孙中山仍不够警惕，依然认为发展经济是当务之急，对国民党中的激进派说“吾党现在无论政府、议会及各处政界、军界，皆有极有本领之人主持其间，尽足以奠安吾民国而有余。所以意见纷歧，有才莫展者，皆为经济问题所窘，间接直接，遂生困难”。因此，他宣布“尽可能避开政治方面的事情”，“将运用我所有影响力的努力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福利和我们资源的开发。”由于他的注意力由政治斗争上的转移，客观导致了袁世凯专制独裁势力的膨胀和壮大。
    对政治问题置身事外的态度，必然导致对武装力量的漠视。当袁世凯处心积虑削弱革命武装，大量裁撤南方革命军队以及取消南京留守府，大力扩充北洋军队做军事准备时，孙中山却沉醉于对袁世凯的幻想中，对军阀政治的本质未能予以警惕。以武力操纵政治是军阀政治的显著特征，孙中山却单纯地认为“此次共和既由军人赞成，则军人决无破坏共和之事。吾人苟以心志坚定，以国家为前提决不可怕军人武力干预政治。”（11）因此，他轻信袁将“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保全我五大族领土”，而他自己则可安心从事国家建设，尽力“去培植和平秩序，并使政府免除因革命而发生的烦扰。”削弱革命力量的严重后果很快就显示了出来，当“宋案”发生时，革命党人不仅缺乏思想准备，而且也少应变手段。尽管孙中山决心“一步也不退让”，决心“率军北伐讨袁”，但却苦于力量不足，只能仰天叹息：“此我错认袁世凯之过也，若有两师兵，当亲率问罪。”（12）
    也正因为缺乏武力作后盾，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击显得软弱无力，二次革命仅两个月就风过去散。即使在后来的护国战争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革命党也只是充当了反袁高潮中的配角，而不能象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居于革命的主导地位，从而无法控制形势的发展与演变，使其向民主共和的道路上继续。
    孙中山与袁世凯，也就是与中国近代军阀的第一次较量中遭到了挫折，这反映了孙中山政治上的幼稚和单纯。这一教训是刻骨铭心的。在孙中山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他对领导权和武装斗争有了新的认识，战斗精神也更加坚强。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宣称“惟我辈既已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可以困难而缩步。”（13）扬言要继续革命直到袁世凯倒台如满清为止，表示了决不与专制势力妥协的战斗精神。
    在反袁斗争中，孙中山力图形成一个以他为领袖的坚强领导，提出“此次革命，当由吾党负完全责任，宜览于前失，不容放弃，”（14）因为“非真民党，不能任维持共和，振兴民国。”他对西南实力派正酝酿提出旧官僚岑春煊组织军政府表示担心，要求革命党人尽速起义，“能动即动，若彼等政府成立，吾党外交更失地位，”（15）希望能由革命党人掌握政权。
    对武装斗争，孙中山重新予以高度重视。1915年，中华革命军成立，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几个司令部，革命党人奔赴各地，组织民军，发动起义。孙中山一再嘱咐同志“不避艰巨，努力赴之，”“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是武力。”（16）从与袁世凯的斗争中，孙中山总结了经验和教训，这无疑于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对军阀的本质将有进一步的认识，斗争的水平也将随之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