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籍中，史书称得起是汗牛充栋的，史学自然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史学的发展，史学史也成为一门不可缺少的学科。可是这一门学科起步特别晚，和汗牛充栋的史书比较起来，几乎是不成比例的。因此，关于史学史，须作一番开创性的工作，从实际出发立起一个宏观的框架，再图完成各个细节部分。
    一、早期的史学
    在史学史上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史学开始于何时？过去一个比较有力的说法是从史官设置时开始（见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第一章）。其实这只能是正式史书记载的开始，在史官未设置时，实际上已有关于历史知识传播的事实，所以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于是有人提出应以人类发明了历法和文字时开始（见仓修良同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等一编第一章）。可是发明历法和文字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能出现的，而现在有许多关于未有文字的历史知识，保存在神话传说中，可见保存远古的历史知识是在文字记载之外的，那时人们只有记忆和口传之法，所以历法和文字的发明也不足以说明史学的起源。最早的史学应出于人类结为群体后，既要加强内部的组织，更要抵御天灾和防御别部群体的侵害，其中一些重大的胜负兴亡事迹，成为人们提高警惕最现实的教材，这些使人们长久不能忘怀的事迹，设法记下来就成为最早的史学了。当时还没有文字，所以有结绳记事的办法，但结绳记事并不能保存具体的事迹，而记忆和口传正是最有效的办法。在一个部落群体之内，须有专人来记忆这些事迹，这项工作以盲人最为适宜。盲人的记忆力和听力都比较强，而又不适宜作一般的工作，在国家组织正式形成时，便有了“瞽史”一职。《国语》中多次记载瞽史的职事，但后世人硬把瞽史分为乐师和太史二种职务，因为古代的乐师也是由盲者充任，而文字发达以后，记诵古代事迹的任务已为史官所代替，于是瞽史的来历逐渐不为世人所知了。我写过一篇短文，题为《瞽史》，发表在《文史》第二十一辑，可以参看。
    掌握历史知识，可有察往以知来的本领，所以瞽史曾被称为“知天道”者，他们传述的事迹经笔录下来便称为“瞽史之纪”（见《国语·周语》下与《晋语》四）。较早的史官，不仅要记载当时的语言事迹，更兼有推知未来即巫卜的任务。甲骨文所占卜的人，同时也就是史官，《易·巽卦》爻词“用史巫纷若”，都说明当时是史巫不分的。后来史官的任务繁重了，方与巫卜之官分开，成为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后史官本身也有了分工，主要的有内史和太史，也称为左史和右史，分别记载重大的言论和事迹。《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春秋》和《尚书》，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所记者都是关于统治者的活动。其记载是单独的，孤立的，好像流水帐目和发言稿一样，看不到各事之间的关连之外。这种形式虽然很不完备，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记言的《尚书》，以商代的《盘庚》三篇为最早。能够了解到的《春秋》，是西周初年鲁公伯禽之子考公时开始的。后人追写的，不能作为当时的记录看待。大约在商代后期，史官的分工还不够明确，西周时候才逐渐明确了。正式的记言和记事的史书，缺乏各条之间的必要联系，日后查阅起来很不方便，大约自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另外兴起了两种辅助性的史书，可以同时记言并记事，其侧重记言者称为《语》，侧重记事者称为《志》。这两种史书出现后，使古代史学又得到一次重要的发展。各国的《语》，后来有人编成《国语》一书，得以流传于后世。《志》惟见于古书中多处称引，原书则无法见到了。我写过一篇《国语的作者和编者》，又一篇《释志》，分别发表在《文史》第二十五与三十二辑，此处只论其在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详情请参阅那两篇小文，不必重述了。在记言和记事的史书之外，还有一种专记贵族统治者世系的书，称为《世》，从始祖以下，按照左昭右穆的顺序，记载各代的名字，自国王到诸侯列国都是这样作的，后人合编为《世本》一书，所以后世也还能够看到。《史记·夏本纪》的后半部和《殷本纪》，所记夏、商各君之名号次序，历历分明，显然是以当时所见到的《世》为依据而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