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熟期的史学
    在春秋末年和战国中前期，古代史学有一个飞跃发展的时期，关键性的人物则为孔子，孔子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实也是重要的史学家，不过他在思想和教育方面的影响更大，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就不受重视了。孔子对于古代史学的贡献，其一是传授六经。六经在政治和礼教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也是记载古代历史的资料，这些资料能够流传于后世，孔子的作用自然不容忽视，而孔子对于史事的重视，则是更为重要的贡献，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首先他非常重视近现代史，传世的《春秋经》，就是他教生徒所用的近现代史教材。在孔子的时期，鲁君已是架空的傀儡，实权操在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手中，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子孙，所以称为三桓。桓公是与其史隐公争位得为国君的，所以《春秋经》以鲁隐公元年为始，保存了三桓产生以来的完整系统。孔子删定《春秋经》，从来没有异词，其意义却很少有人指出。因为后世把《春秋经》说得太神秘了，甚至如《公羊传》说，孔子修《春秋》是为汉代立法，牵强附会，迷雾掩盖了真实的本义，这是须要辨明的。其次对于重要史事，孔子作了有系统的评论，在《左传》、《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等书中有详细的记载。同时孔子更对于史学方面的某些不正之风，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如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可见当时的史家有“文胜”的缺点，也就是言过其实，花架子摆的太多，冲淡甚至淹没了史实的记载。当时的史家还有一个缺点，在史书有缺文时，常常凭主观任意填补文字，孔子有些慨叹：“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无矣夫！”（《论语·卫灵公》）《公羊传》记载了一个故事，反映了孔子对于史书缺文的慎重。昭公十二年书：“‘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春秋经》中有很明显的缺文，如桓公十四年：“夏五，郑伯使其弟语来盟”。“五”字下明脱一“月”字，而《公羊传》曰：“‘夏五’者何？无闻焉尔。”可见孔子对史书缺文的慎重，可谓一丝不苟了。
    孔子除自己讲史评史之外，更启发了世人对史学的重视，最重要者为配合《春秋经》而写成《左氏春秋》一书，约成书于战国中上期，作者虽未能确切指明，而为深受孔子的影响者，则可以断言。其书起讫时间与《春秋经》约略相当，内容则远较《春秋经》为丰富详尽。《春秋经》虽依年月次序记事，而皆为孤立事件，《左氏春秋》则以时间为中心，详叙事件之原委，有言有行，既可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而且有分析，有评议，有细致的描写，又有概括的综述，是以时间为纲以记录史事，而不是简单的排年逐月记事者。可以说正式的编年体史书体裁从此创立了。在古代史学史上是一项极重要的成就。不仅如此，旧的记言记事之书，都是专记贵族统治者之事，在《左氏春秋》中，才正式见到人民的言行活动。如宋国筑城时，大夫华元去巡察，受到了筑城工人的嘲笑（宣公二年）。又如晋国梁山崩，时伯宗在外地，景公召他回来，商议如何对待这件异事。路上遇见一个重载车夫是绛人，车夫不知所遇者为伯宗，告诉他国君正召伯宗来商议这件异事，伯宗忙问要怎样办，回答说：“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下面说了一套应行的礼法，“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伯宗很想引他去见景公，却被谢绝了（成公五年）。
    《左氏春秋》既为配合《春秋经》而作，二书的关系自然很密切。汉代经学盛行后，经学家改称为《春秋左氏传》，到晋代，更分解原书，逐年附于《春秋经》文之后，内容受到某些错乱。从史学史上说，应恢复其本来面目，方可作出正确的评价。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是古代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也是古代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期，从孔子以后，逐渐形成了优良的史学传统。《左氏春秋》的成书，首先完成了编年体史书，至西汉前期，司马迁写成了《史记》一书，更创立了纪传体的史书体裁。其后，纪传和编年二种体裁支配史学著作达二千余年，始终为编撰史书的主要体裁，其中纪传体的影响尤为巨大。《史记》包括本纪、年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组成部分，是一种综合性的体裁，《汉书》改定为本纪、表、志、列传四个组成部分。后世所修的史书，常常只有本纪和列传，故称为纪传体。
    《史记》的成就，除创立了新的史书体裁外，其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思想色彩。如所载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其结论云：“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又如在《货殖列传》中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些见解都是很深刻的，而人民本位的觉悟，较《左氏春秋》之仅偶尔涉及人民活动者，更为提高一级。原来西汉初年的帝王将相，本多为平民出身，到汉武帝时，虽多数已成为新贵族，而人民地位应受重视，在史家的思想中则已确立不拔。收于《史记》书中者的标准是“俶傥非常之人”，有政治地位者，也要视其实际功业影响而定。如汉惠帝，只附在《吕后本纪》中，不为他立本纪，而孔子、陈涉列于世家，孟子、荀卿、老子、庄子以及游侠、货殖等，皆入于列传。这都是司马迁的见解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