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十世纪的第一线曙光出现时，古老的中国正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起步。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巨大政治变革。但就社会性质而言，中国仍然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是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才结束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悲惨命运，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
    历史学是历史和历史认识的文字载体。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决定了历史学的发展变化。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这里我说“近代实证史学”，而不说“资产阶级史学”，是经过一番考虑的。长时期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同志，习惯于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家称为资产阶级史学家。实际上这种提法是否科学和准确，很值得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诚然有些人是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但也有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就其社会地位、阶级立场和政治思想来说，未必都和“资产阶级”对得上号。学派分野和阶级分野虽然有一定联系，却不能完全画等号，这是我们考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时，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下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下本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长期隔绝，对台湾省史学界的状况我了解很少。本文没有包括台湾地区的有关材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一、传统史学的危机与“新史学”的酝酿
    曾经产生过司马迁等一大批杰出史学家并拥有浩瀚史籍的中国传统史学，到十九世纪末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传统史学的这种危机，是与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清代考据学是传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为我国留下了不少值得珍贵的史学遗产。但乾嘉学者的考证大多集中在经解和古代名物制度方面，而且这种考证往往流于繁琐。如果说在承平时期这种考证还能吸引人们兴趣的话，当封建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衰世，国家正面临被奴役和被瓜分的危险时，它自然要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厌弃。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在呼吁更法改革的同时，就倡导史学恢复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前编《皇朝经世文编》，鸦片战争之后又撰《海国图志》，用意也在启发国人加强对中国和外国实际情况的了解。龚自珍和魏源的学术思想，对晚清学风的转变起了积极的先导作用。
    传统史学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它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上，还表现在它的理论和方法都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十九世纪后期，西学开始在中国传播。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西方近代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一些外国史的著作，都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人们的眼界开扩了，突然发现传统史学的一些历史观念和治史方法是显得如此陈旧和缺乏活力，如果不加以改革，史学也就不可能再有所发展了。
    时代呼唤着新的史学，要求传统史学迅速向近代史学转变。这个任务首先落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身上。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发挥今文经“公羊三世说”，提出人类“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1〕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并且撰写了对传统经学产生巨大冲击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康有为的历史观点带有近代气息，但他的学说主要是为了给变法维新制造理论根据，并不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出来的科学认识。由于他的一些论点带有很大的主观武断性，这就不免削弱了它们在学术界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和康有为热衷于“托古改制”不同，他的弟子梁启超对推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贡献要大得多。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接触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变法的失败和与孙中山的结识，又使他的思想一度变得比康有为激进得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他指出：“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2〕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3〕梁启超关于建设“新史学”的主张， 不但在当时学术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其不可抹煞的理论价值。可惜梁启超并没有改变其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他经常动摇于新旧思想之间。随着改良派与革命派对立的加深和明朗化，他的史学思想很快就发生倒退。到了20年代他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时，他已经失去了先前那种理论锐气，甚至对历史因果关系和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也发生怀疑了。
    与梁启超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家章太炎也对传统史学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章太炎对传统史学颇多指摘，1902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培铸入之。”他还提出撰写通史要有“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和“鼓舞民气、启导方来”的明确目的性〔4〕。章太炎关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 对史学界有重要影响。但他未能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渐入颓唐，他的史学思想也同样变得倒退了。
    与梁启超、章太炎建设新史学的主张桴鼓相应，夏曾佑、刘师培、柳诒徵等人开始尝试用新观点和新方法撰写中国历史。夏曾佑编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书中从西方社会学引进了“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等概念。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古代的田制、农器、财政、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都列有专课论述。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是据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所编《支那通史》增改而成的。他的另一著作《中国商业史》讲义，论述了历代商品、商政、商业措施、商业地理、中外互市的沿革变迁，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商业专史。上述这几部著作自然有许多缺陷和错误，但作为近代史学的第一批学术成果，其价值是很可珍贵的。
    对于新史学的酝酿来说，还应该提到当时一些结合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鼓吹革命的普及读物，例如《民报》发表的陈天华的《中国革命史论》和汪东的《法国革命史论》等。这些读物虽然不是学术著作，但它们所宣传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却是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重要思想源泉。在本文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中国近代史学所具有的鲜明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