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茁壮成长
    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时，中国史学家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积极投入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九·一八”事变以后，章太炎在与马相伯联名发表的宣言中，列举历史事实，驳斥日本散布的“满蒙本非中国领土”的谰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组织学者编写多卷本的《东北史纲》，意在阐明东三省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只出版傅斯年所撰的第一卷），《禹贡》半月刊出版了多期有关边疆史的专号。顾颉刚还主持编印通俗读物，在士兵和民众中宣传抗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积极撰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而且直接投身于抗日的实际斗争。“七·七”事变后，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范文澜、何干之、华岗、吕振羽、翦伯赞、嵇文甫等，也都参加了抗日的实际工作。
    抗战期间，转移到大后方的史学家颠沛流离，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身处沦陷区的史学家，大多数坚贞不屈，保全了民族气节。战争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最能锻炼人。正是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无论是实证史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很大进展，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陈寅恪的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以往论者一般认为隋唐制度主要继承西魏北周，陈寅恪在前一书中指出北魏、北齐通过不同途径汇合了汉魏以来传统华夏文化的各个因素，从而成为隋唐制度的主要渊源。在后一书中，他提出关陇集团所推行的关中本位政策是唐初各项重大政策的核心；从武则天开始，关中本位政策逐渐被破坏，至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局的基本矛盾转为内廷宦官勾结士大夫党派之间的斗争。陈寅恪的上述观点，尽管在治隋唐史的学者中间有不同意见，但至今对史学界仍有重大影响。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鉴胡注表微》，虽以考据的形式出现，实则深寓提倡民族气节、抨击奴颜事敌的民族败类的现实意义。这个时期出版的实证史学的重要专著还有：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吕思勉《先秦史》，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二、三集，劳榦《居延汉简考释》，王伊同《五朝门第》，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和《太平天国史丛考》，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和《太平天国杂记》，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等。以实证方法撰写的史学论文，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比抗战前有显著提高。在古代史的许多领域，新涌现出了一批很有造诣的学者，如胡厚宣、杨向奎、张政烺、童书业、杨宽、齐思和之于先秦史，孙毓棠、劳邨之于秦汉史，周一良、贺昌群之于魏晋南北朝史，岑仲勉之于隋唐史，邓广铭、张荫麟、陈乐素、聂崇岐之于宋史，陈述、傅乐焕、冯家昇、韩儒林、翁独健之于辽金元史，吴晗、王崇武、李晋华之于明史，郑天挺之于清史，全汉昇、杨联昇之于社会经济史，白寿彝之于民族史，谭其骧、史念海之于历史地理等。这期间还出版了几部有较大影响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如周谷城《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东汉前中国史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与实证性的学术论著不同，这些通史和近代史著作表现了作者各自的历史观和政治倾向。其中，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由于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卖国投降派辩护，引起的争议最大。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出版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等。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作了自我批判，肯定商代已进入奴隶社会，修改了他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意见。吕振羽和翦伯赞充实了西周封建论的体系和论点。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问题作了深入考察，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途径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古典形态，具有“早熟”和“改良”的特点。与实证学者只就思想谈思想不同，郭沫若、侯外庐和杜国庠的思想史研究都注意联系社会史，探究各种学术思想流派由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判明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侯外庐认为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具有近代启蒙的意义，这个观点对史学界有较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论著，除在方法论的运用和史料的掌握、鉴别方面较先前成熟之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贴近现实和强烈的战斗性、批判性。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缓发展，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等人迎合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鼓吹中国社会的“停滞性”只有靠外力才得以“克服”。抗战初期，吕振羽、华岗、吴泽等人对这种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批判了抗日阵营中“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有害倾向。他所写的有关宋代和明代的一系列论文，也都隐含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和腐朽统治的革命义愤。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用许多笔墨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触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痛处，因而它一问世，在国民党统治区就遭到严禁。写历史借古喻今，诚然容易出现非历史主义的毛病，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却起了揭露敌人、鼓舞人民的积极作用。胡绳在抗战期间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钱穆的《国史大纲》和冯友兰的“贞元三书”。他肯定冯、钱在学术研究上所付出的劳动，但同时也指出他们唯心史观和复古倾向的根本错误。1940年，正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和加强法西斯统治时，林同济、陈铨等人创办《战国策》杂志，后又编辑大公报副刊《战国》。他们宣传尼采的超人论、英雄论，认为民众只该受支配，供驱使，为专制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张目。胡绳等对“战国策”派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也进行了批判。1943年，以蒋介石名义而实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书中说，明朝是“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覆灭的，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是“内忧”，给日寇“外患”造成了机会。陶希圣在《读〈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更毫不隐讳地说，该书的出版就是要人们“皆以此书之论点以察往事而厉今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之命运》的反动政治意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郭沫若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热情赞扬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明朝腐朽统治的伟大意义，同时也分析了农民军最后失败的历史教训。文章发表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组织的围攻。中国共产党中央则把郭沫若的文章印发全党学习，要求全党从李自成的失败中吸取历史教训，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导致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胡适这时宣传“理未易明，善未易察”，鼓吹“发明一个字的古义”和“发现一颗恒星”一样重要，劝导青年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这位曾经对近代中国史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终于下定决心充当“过河卒子”，使自己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牺牲品。而许多正直的史学家，通过现实的教育，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已准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个时期一方面积极参加思想战线的斗争，另一方面撰写了一批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科学性的史学论著，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册，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翦伯赞《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杜守素《先秦诸子思想》，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等。吴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积极从事民主运动，发表了大量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杂文，其中部分篇章收入《历史的镜子》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