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经验教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学掀开了新的一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旧中国长期处于被排斥地位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1950年，七十高龄的陈垣先生在给朋友的信中热切表示：“一切从头学起。年老就衰，时感不足，为可恨事。”〔20〕陈垣的话，表达了许多史学家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愿望。50年代初期，史学界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通过学习，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对以下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取得了共识。
    第一，历史不再被看作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寻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第二，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动的基础。
    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
    第四，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导致农民起义史不绝书的根本原因。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既有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的一面，又有民族友好、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一面。必须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与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严格区别开来。
    第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正是在上述这些基本观点获得共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随着史学主流的转变，史学家所关注的研究课题也有了新的变化。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首先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包括徐中舒、嵇文甫、唐兰、于省吾、杨向奎、张政烺、童书业、杨宽、何兹全、王仲荦、王玉哲、王毓铨、束世澂、金景芳、日知等著名学者，都积极投入了古代史分期的讨论。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胡绳《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和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以及后来该刊发表的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和尚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都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在一些刊物上开展的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的讨论，尤为广泛和热烈。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表明，在历史研究中，即使大家都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但对理论的理解和对历史的认识仍然会有不少分歧。这种意见分歧是正常的，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提高大家的认识水平，促进史学的健康发展。事实上，正是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培养了一批后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史学家。有关讨论的论文：出版了好多部专集，比较重要的专著则有：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赵俪生、高昭一《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等。
    应该指出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史所获得的重要成果，并不限于上述热门问题。这方面还可以举出许多重要著作，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二、三编，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赵纪彬《论语新探》，杨宽《古史新探》和《战国史》，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史念海《河山集》，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冯友兰这个时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一、二集，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批评，但我们应该承认，他在主观上是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来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后，先后发表陈寅恪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这对专门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纯考据性的史学论文从数量上说虽然比建国前大大减少，但也时有一些佳作发表。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不少基本上属于考据性的专著，如吴晗《读史箚记》，刘节《古史考存》，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汉代学术史略》改题重版），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岑仲勉《隋唐史》和《突厥集史》，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谢国桢《南明史略》，王锺翰《清史杂考》，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等。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建国后有显著加强。近代史的史料浩如烟海，但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编纂和出版，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包括《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十一种专题资料的出版，为近代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很大方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还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农业史、手工业史和工业史等方面的专题资料。帝国主义侵华史、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是这个时期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出版的重要专著有：刘大年《美国侵华史》和《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二卷，丁名楠、余绳武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等。现代史研究在五六十年代侧重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最具权威性的专著。此外如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在五六十年代也都有较大的影响。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试图突破革命史的框架，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第一部现代通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