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十七年间，我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前些年有的人竭力贬低这十七年史学的成就，甚至说这十七年一部中国史变成了农民战争史，这是非常片面和不实事求是的。当然，我们也无需讳言这十七年史学发展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失误，诸如：简单化、公式化而不重视中国历史特点的教条主义毛病；研究视野过于狭窄，课题过于单调，对于文化史、社会史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领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有“贴标签”和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庸俗化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把农民战争说成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对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史学遗产更多地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既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等等。产生这些不足和失误的原因，从史学工作者自身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片面性；另一方面，则是历次政治运动“左”倾思想对史学发展的直接干扰和消极影响。
    史学是联结现实和历史的一门科学。不仅近现代史的研究与现实有密切关系，而且古代史研究的视角和价值判断也不能不受现实的制约。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认为史学可以脱离现实而躲进象牙之塔，而且主张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但历史研究如果完全按照现实的需要来剪裁历史事实，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历史学从根本上说来，必须从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史学家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和繁荣。50年代前期，史学界之所以呈现出比较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与党当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但以后由于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建国初期开展的胡适思想批判，固然有它特定的时代需要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批判中未能把胡适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区别开来，在批判胡适的主观唯心论历史观时，也未能对他提倡的实证研究方法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贬低考据工作和忽视实证史学基本训练的消极后果。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把雷海宗认为奴隶社会“只能是例外，不可能形成通例”的学术理论观点，以及向达和荣孟源对于历史研究工作所提的一些正常意见，都当作“右派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来批判。1958年，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的资产阶级学术批判运动中，一大批著名的史学家都受到了无端的指责。有的高校师生还提出“要打破王朝体系”和“以论代史”的错误口号。随后，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而引发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波及到史学界。对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持有独立见解的尚钺，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帽子。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严重挫伤了史学工作者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积极性，并助长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错误倾向的滋长。
    60年代初，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都曾经对当时史学界所存在的“左”倾思想和非历史主义倾向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下，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吴晗、翦伯赞首先成为“四人帮”迫害的对象。在十年浩劫中，一大批史学家遭到残酷斗争，有的含冤去世。正常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完全陷于停顿，许多史学家多年的学术成果毁于一旦。而“四人帮”在他们垮台的前夕，还发动了一场所谓“批儒评法”的闹剧，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使备受摧残的历史学又蒙受了一层耻辱。
    六、充满生机的新时期历史学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清理了“左”倾思想的错误，出现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跃的局面，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大面积丰收。
    新时期历史学的发展呈现了几个显著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逐渐摆脱了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强调研究工作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原则出发；研究领域多方面拓宽，研究课题更加贴近现实和注重学科的生长点；重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借鉴西方近现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一些传统的历史观念和认识受到了挑战，对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提出重新评价；涌现了一批很有潜力和发展前途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史学队伍从总体上说来知识结构较前更趋合理。
    文化史是新时期最早引人注目的热门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以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史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受到了冷落。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探索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负面作用，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背景等问题倍受人们关注，从而引起了一股“文化热”。以研究文化史为宗旨而创办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各种有关文化史的论著也大量涌现。但随之也出现了泛文化的现象，诸如政治文化，商业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江湖文化，乃至神鬼文化等等，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门方兴未艾的分支学科其内涵和外延都是相当模糊而有待界定的。
    社会史也是新时期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就社会史的某些内容来说，如阶级结构、财产形态、宗法制度等，过去大都是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组成部分来考察的。而有关社会史的其他一些内容，如社会组织、职业群体、家庭模式、婚姻形态、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则很少有专门的研究。80年代以来，无论是传统的课题或新的课题，都有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彭卫《汉代婚姻形态》，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 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等。
    经济史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封建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关系，城镇经济的功能和历史作用，以及全国性市场的形成等问题，都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较早对封建经济结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考察的理论性专著。傅筑夫的四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和《中国经济史论丛》，自成体系，堪称鸿篇巨制。但书中有些观点，如认为春秋战国以后是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变态封建制度”，引起颇多争议。断代经济史已出版漆侠《宋代经济史》和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有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研究比过去有较大进展。已出版的农业史专著有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和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季刊，以其丰富多采的内容获得了广泛赞誉。土地制度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陕西岐山董家村裘卫四器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使人们对西周和秦代的土地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问世，为均田制研究增添了新鲜资料。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认为明清时代从永佃权到“一田两主”的演变，反映了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分割。已出版的土地制度史专著有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和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等。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汇编。手工业史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少，值得一提的专著有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冯先铭等《中国陶瓷史》，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等。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由手工业部门向农业延伸，并且由地区性研究向综合性研究发展。重要的专著有：李文治等《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刘永成《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以徽州地区成绩最大，已出版的专著有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等。
    政治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农民战争史，政治制度史和军事史成为新的关注重点。日知认为城邦制度是世界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先秦时代的国家不是君主专制政体，而是城邦民主共和政体。他的观点引起了热烈讨论。关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及其历史作用，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清理了文化革命前把农民战争历史作用拔高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多数学者认为旧式农民战争既有革命性，也有封建性。但有些问题也还存在着分歧意见，如有的学者认为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这种观点看来很难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