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与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传入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的一些出版物上已经有人开始片断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19年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唯物史观很快得到了传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介绍唯物史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开始用唯物史观来重新观察历史。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对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和历史观作了科学的阐述，指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他还联系中国历史实际，撰写了《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文。稍后出版的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和邓初民《社会进化史纲》，都是试图用唯物史观来叙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著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在那“风雨如磐，鸡鸣不已”的日子里，远在异国的郭沫若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的职责。“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16〕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驱动下， 郭沫若从1928年至1929年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系列论文，并于1930年汇集出版，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书中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认为商代是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进入封建社会；到了近代， 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 1911年终于出现了市民阶级领导的资本制革命。这是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初的尝试。由于郭沫若对古代典籍有很好的素养，加上他对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时，取得了很大成功。它使人们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认识耳目为之一新。此书出版后，不胫而走，许多人都以一睹为快。尽管这本书在今天看来无论是方法论的运用或材料的鉴别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它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其历史功绩将永远受到后人的尊重和珍视。郭沫若在日本时期所完成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等书，把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史学界也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差不多同时，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这场论战是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论战的延伸，参加者的政治背景和理论倾向比较复杂，既有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派，也有国民党人和改组派，还有并无党派背景的学者。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哪些社会发展阶段。由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从1931年到1933年，出版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三卷四册。其他一些杂志也发表了不少有关的文章。
    近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实践。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力地批判了否认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错误认识。在古代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论战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一、中国是否经过奴隶社会；二、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如何理解；三、中国封建社会什么时候形成和瓦解。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支持郭沫若肯定中国经过奴隶制阶段的观点。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以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却与郭沫若有不同的意见。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书中，认为商代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商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他从土地所有制形态、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和剥削方式等方面论述西周是封建社会，这与传统的周代封建说立论不同，为以后古史分期讨论中的西周封建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吕振羽意见大致相同的还有翦伯赞和邓云特（邓拓）。邓拓指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以及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三位一体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是中国封建生产方式长期延续而不易瓦解的根本原因〔17〕。
    陶希圣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否认中国经过奴隶社会阶段，而且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崩坏了。但他在随后发表的一些论著中，观点屡有变化，一会儿说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一会儿说是“先资本主义时期”，一会儿又说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从三国到五代是“发达的庄园时期”，宋以后才是“先资本主义时期”。到1935年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时，他干脆撇开了社会形态的分期，把中国历史分为神权时代（殷商）、贵族统治时代（西周至春秋）、王权时代（战国至清末）和民国时代。陶希圣的反共政治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的一些社会分期主张也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但在他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上发表文章的许多作者，政治倾向与陶希圣本人并不一样。实事求是地说，《食货》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展还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除了陶希圣之外，否定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的还有胡秋原、李季、陈邦国等人。和陶希圣有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王宜昌也主张近代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却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这些人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一些论著也不是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往往是搬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词句，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他们参加社会史论战，正如胡秋原后来所承认的，“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其实是为了“非共反共”〔18〕。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它诞生之日起，不但要遭到一些有偏见的史学家的反对和排斥，还要经受一些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的假冒和歪曲。至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人身迫害，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它在社会史论战中初试锋芒，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不能不承认它的历史观值得重视。就连顾颉刚也说：“他人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19〕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队伍，并且在史学界拥有一大批同情者。除了有关社会史论战的论著之外，抗日战争前出版的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还有：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李鼎声（李平心）《中国近代史》，王渔邨（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崛起时，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各个流派的一些理论著作也陆续介绍到中国。其中较有影响的译本有：何炳松译的鲁滨逊《新史学》，向达译的班兹《史学》，陈韬译的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李思纯译的朗格诺瓦和赛诺波《史学原论》等。王造时、谢诒徵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也在1936年出版。有些中国学者撰写的史学著作，内容其实主要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或历史研究法的介绍。例如何炳松在其《通史新义》的自序中，就声明“本书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赛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这些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一度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但它们并没有像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学派。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表明，任何一种新颖的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如果不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而且在历史实际的检验面前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即使能够引起一时的轰动效应，终归不免成为凋谢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