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美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货币政策按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从战争经济转变为和平经济建设时期（1945年--1950年）的“廉价货币政策”。
    1945年以后，美国开始了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活动。当时面对各产业企业和私人家庭需要满足或实现战争中被迫抑制推迟了的大量需求的社会经济问题。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当局预期：战后时期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是促进实现和维持“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避免深重的经济萧条和广泛的失业”。基于这一考虑，货币当局断然采取了压低利率、放松银根的“廉价货币政策”。这一扩展性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导致了战后通货膨胀和1948年底爆发的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危机和萧条期间，针对货币政策合理性问题，美国金融决策机构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终于在五十年代初期放弃了这一政策。
    2.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交替出现时期（1950年--1960年）的“逆经济风向而行”的货币政策。
    1950年，在“廉价货币政策”停止执行的同时，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国内一方面出现了所谓的“通货膨胀景气”，物价在四十年代末的基础上持续上涨；另一方面，又出现了随共和党执政而来的那种强调资本主义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必然趋势，而反对国家干预和赤字财政政策的保守势力的抬头趋向。迫于形势，联邦储备当局圆滑地采取了一个旨在实现“既能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又能遏制通货膨胀”的所谓“逆经济风向而行”的货币政策，即当失业减少，通货膨胀加剧时，实行紧缩政策；反之，则实行膨胀政策。这一政策在整个实施过程中，由于始终受到整个联邦储备系统内部在调节货币信用量上普遍存在的“宁松勿紧”的偏斜倾向的影响以及联邦储备当局常常对“经济风向”预测不准的制约，“逆向而行”实际上往往被反向为“顺风而行”，货币供应量总是被过渡扩张。结果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在同一时期内连续发生了三次经济危机（1953年--1954年，1957年--1958年，1960年--1961年），出现了失业增加，通货膨胀率上升，生产低速增长的所谓“艾森豪威尔萧条”。
    3.经济发展比较顺利时期（1961年--1969年）的通货膨胀政策。
    六十年代初，美国国内经济危机不断深化，美元危机震动一时，公众普遍抱怨，指责共和党政府失职无能。在此背景下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当选上台。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扭转经济停滞和失业的现象，民主党政府和货币当局又重新抛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再次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货币供应量从1956年-1960年的1％的年增率升高到1961-1964年的3％。结果美国经济一方面受到来自政策性的强刺激，另一方面又受到来自六十年代初随越南战争的步步升级而急增的军事订货的新刺激。在这种“军事化通货膨胀”的双重刺激下，美国经济开始以军事工业为带头羊，迅速爬出危机谷底，步入了长达八九个年头的经济繁荣时代，即后来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称道的“资本主义真正搞得好的时代”（加尔布雷思语）或“欣欣向荣的时代”（霍维慈语）。在这个时代里，工业生产每年增加6.5％，国民生产总值按实值计算的年增率高达5％。但是，就象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军事化通货膨胀政策，对经济的刺激只能在短期内奏效，长期推行必然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事实上，六十年代后期，美国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货币供应量也日渐剧增，通货膨胀扶摇直上，财政赤字屡次被提到新的高峰，被虚假“繁荣”掩盖着的严重经济危机一触即发。仅以1967年初到1969年中为例，货币供应量增加了7％以上， 消费物价指数从1965年的2.3％上升到1969年的4.5％。
    4.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之交的尼克松“由紧变松”的货币政策。
    1969年初，尼克松就任总统，为实现“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的竞选诺言，他摒弃了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政策，采纳了货币主义的“控制政府开支，紧缩信用”的政策主张。与此呼应，货币当局动用了全部政策工具，进行全面紧缩。1968年12月--1970年初贴现率从5.5％提高到8.78％，优惠利率从1968年12月的6.75％提高到1969年6月的8.5％，会员银行中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率1969年4月又提高了0.5％，从而使银行系统准备金增加大约615亿美元。 这些措施影响了企业资金周转和借贷市场的资金供应，潜伏已久的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终于爆发（1969年--1970年）。这次危机中出现了七十年代前资本主义世界不可思议的“滞胀”并发症，通货膨胀不但没有被“遏制”，失业率反而从1970年中已被升高的5 ％再次升高到同年末的6％，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共存。1970年，面对这一局面， 尼克松在货币政策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一个货币主义者突然变成了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大力推行以“刺激”经济为核心的扩张性货币信贷政策，并且，还辅之以对国内物价、工资等进行直接管制的行政措施。结果生产不但没有多大起色，反而为更加剧烈的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1974年4月消费物价指数上升到12％， 一切努力付之东流。在双位数通货膨胀率的压力下，尼克松以水门事件为契机提前退出了白宫。
    5.福特的微观税收政策与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
    1974年8月，福特继任总统。为对付严重的“滞胀”并发症， 他首先把当时的通货膨胀作为头号公敌，采用了所谓的微观税收政策，即不是通过增加财政开支，而是通过调整税率级别来影响各生产部门和个人的收入。这种调整方法是提高各种消费税率，降低所得税率以增加社会储蓄与投资，企图以此实现既能抑制通货膨胀，又能缓和危机与失业的目的。与此同时，联邦储备当局采纳了货币主义关于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率长期固定在同预计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政策主张，定期公布一年内货币总量m[,1]、m[,2]、m[,3]的增长率的上下差异幅度，以此安定人心。 但由于福特未能如期削减财政赤字，税收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被抵销，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1975年失业率高达8.5％，消费物价上升7％。同年底，福特又调头将经济衰退作为头号公敌，采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回升。但是，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福特本人不久也下台了。
    6.卡特的高利率政策。
    1976年底，卡特竞选获胜。面对大规模失业的尖锐问题，他首先采取了以减税来刺激经济回升和以拨款举办公共服务事业来增加临时就业的措施。结果，前一种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起了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财政赤字，从而加剧了原已存在的通货膨胀，以致1978年通货膨胀率又再次出现“双位数”。而后一种措施则因拨款不多而收效甚微。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引起了国内物价暴涨、生产混乱，同时还削弱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使本已恶化的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卡特政府又不得不把政策重点转移到反通货膨胀方面来，除要求联邦储备当局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外，还要求对物价和工资的增长实行自愿限制，并采取了降低减税额、削弱预算中民用开支等措施。1978年5月至10月，贴现率从6.5％逐步提高到10％，商业银行的优惠贷款利率1979年初高达20％。这一美国历史上严峻的紧缩信用政策，也象过去一样，不但未能遏制通货膨胀的势头，反而影响了工商业正常的资金周转，抑制了投资，终于诱发了1979年4月开始的战后第七次经济危机。
    7.里根“由紧缩转向适当扩张”的货币政策。
    1981年1月，里根上台，面对以上三届政府一筹莫展的“滞胀”顽症， 他宣称要与“传统的凯恩斯学派理论彻底决裂”，决定把政策的着眼点放到增加供给方面的刺激上来，选择了在通货膨胀不太恶化的情况下，引导美国经济渡过衰退难关的所谓“软着陆”方案以及为此服务的“高利率政策”和“减税减开支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实行结果，通货膨胀受到一定抑制，通货膨胀率从1981年的11.2％下降到1982年的4.7％。但是，联邦财政却进一步恶化，赤字由里根卸任那年的579亿美元上升到1982年的1,107亿美元，紧缩性财政政策实际被反向为扩张性政策。“复兴美国经济”的承诺不但未能兑现，相反经济危机日益加深。1982年第4季度工业生产指数比两年前下降8.3％，失业率比两年前的7.4％增高了3.4％。在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里根被迫采取“纠偏”措施，即在继续奉行“供给政策”的同时，适当实施了一些“需求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解决急迫的就业问题。于是，货币政策即由紧缩转向适度扩张。1983年初，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由1981年5月的14％降到8.5％，优惠利率由同年5月的20％降到10.5％；1983年下半年实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高达15％（原计划为4-8％）。与此同时，财政政策由减税转向增税，由强调预算平衡转向实行庞大的赤字财政。这一经济政策的调整，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调整，直接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复苏。据有关资料表明，1982年12月，美国经济开始走出危机，1983年进入了高涨，至1985年2月已连续增长了25个月。1984年，经济增长率达6.8％，是34年来最有力的。失业率下降为7.1％，比1982年下降◆。6％，通货膨胀率由1981年的“双位数”降至“单位数”，且已连续二年控制在4％左右的水平线上，是17年来最低的。连任后的里根在1985年2月的“国情”讲话中宣称：“经过四年的努力美国比过去更加强大了”，“一个工业巨人得到了新生”，“美国经济再次成为世界妒忌和羡慕的目标”。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言过其实的吹嘘而已，事实上现在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诸如财政恶化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